伊斯坦布尔雅谈

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但这个问题现今仍然至关重要。在土耳其这样一个坚定奉行世俗化政策的国家，公立学校是否仍能容纳外在化的宗教认同感呢？我怀疑正 是为了散布恐惧，才会描述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碰撞，因为显然我们之间，无论从文化、政治、经济还是饮食方面来看，并没有相当大的差异。难道以差异作为理 由，来否定或有效地惩罚对方真的就是唯一选择吗？如果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被禁止就读公立大学，那她们能去哪儿接受教育呢？我永远无法忘记，我的系里有个 妇女说，我们美国人对土耳其国内穆斯林之间日益严峻的紧张气氛负有部分责任。她坚持认为美国人支持沙特阿拉伯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开办宗教学校供赤贫的 土耳其人就读，这些土耳其人后来都从乡村地区蜂拥而入伊斯坦布尔。他们在学校里除了背诵《古兰经》，根本不去掌握基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

我本以为她的思路太狭隘，夸大了潜在的危险性。可她并没有。

莫 琳·弗里利介绍我认识了年轻的土耳其作家埃里夫·沙法克（Elif Shafak），她是《伊斯坦布尔杂种》（The Bastard of Istanbul）一书的作者，该书在土耳其已售出12余万本，精装本在美国售出20余万本，成绩相当不错。小说讲述的是土耳其两名年轻女性的故事，她们 都是19岁，阿西雅同母亲和三个古怪的姑姑住在伊斯坦布尔，阿尔玛努什则同她父亲离异后的家人来往于亚利桑纳和旧金山之间，她父亲是亚美尼亚人。“那个天 真无辜的小羔羊长大后会对自己的朋友说些什么呢？……我家里所有人个个都是顶呱呱的人物，我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1915年他们的所有亲戚都死在了土耳 其屠夫的手里，而我自己则被洗了脑，不承认大屠杀，因为我从小到大用的都是土耳其人的名字穆斯塔法！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我想在沙法克自 己的国家同她交流。可在伊斯坦布尔，却找不到她这本小说的土耳其文本，也找不到英文本（她这本小说是用英文写成的，有些人便认为作者背叛了自己的文化）而 且我也找不到沙法克本人。我知道她怀孕了，是头胎，而且还遭到了指控，说她触犯了土耳其的法律，即作家不得诋毁自己国家的国民性。后来她被宣判无罪，帕慕 克在遭到相同指控后也被宣判无罪。仅她的小说在伊斯坦布尔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一点便非常值得去做认真的解读，因为这一切也许并非因小说中的人物指责 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大屠杀（她使用了“g-word”一词，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译注：即g-word即“genocide”，意为大 屠杀）这么简单，或许它还涉及到了记忆与遗忘这些主题。或如沙法克所说，“人类不断地揭示过去是否真的更为有益呢？那么接下来，还要越来越多地去揭示 吗……？或者对过去知道得尽可能少，甚至将仅有的一点记忆也加以遗忘是否会更为有益呢？”就在我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土耳其-亚美尼亚文报纸《犁沟》 （Agos）的编辑赫兰特·丁克在街上遇刺。他是被一个年轻人杀死的，据报道，凶手属于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欲千方百计破坏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这 个灿烂辉煌的古国位处穆斯林世界的边缘地带，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加入，何其难哉。

丁克是沙法克的朋友，他遇刺后，沙法克便受到了土 耳其警方的保护。她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医院里照顾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山鲁佐德·泽尔达，就在那时，她在电视上看到印有自己小说封套的海报被烧毁。由于害怕暴力 行为，她准备取消前往美国推介小说的计划。但她还是去了纽约，我正是在那儿遇见了她。

她个子高挑、纤细，极为漂亮。她对我说：“我很沮 丧。”丁克遇刺后的焦虑现在正在消退。“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在土耳其是公众形象。”当我们谈起伊斯坦布尔的美妙之处，它那无穷无尽的风光、活色生香的街 道时，她方才活跃起来。“我喜欢步行去奥尔塔科伊（Ortaköy），”她说道，“一到周末，许多妇女都会来这儿摆摊，卖项链或漂亮的护身符。”还有烤白 薯，里面用了大量配料：新鲜酸奶、青葱、奶酪、泡菜和酸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