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进行时

在香港，“真实世界”肯定就是指密不透风的购物商场，像机场一样大，像冻肉柜一样冷。但现在这代，喜欢有机的街头生活的人正在涌现出来。Alan Lo 和黄佩茵都对太平山偏居一隅的宁静赞不绝口，山就窝在上环的荷里活道上。山侧枝繁叶茂的巷子和邋遢的矮楼群环绕着榕树园，附近居民都觉得这儿就像座高卢人的村子，还在抵挡着罗马人。洗的衣服都晾在竹竿上。小马路上下象棋的人比穿 Ferragamo 高跟鞋的人要多。门面商铺大多都是二手店、棺材铺和寿衣店。（太平山一直以来都是香港中环殡仪圈的中心。）

近来，附近潮人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坚持要按其主干道普庆坊（Po Hing Fong）的名字叫它“Poho”。“仅仅两年前，这儿还是个昏昏欲睡、完全被人遗忘的地方 ，”Lo 回忆道。如今，这儿充满了活力：茶馆、设计店、艺廊、非营利组织，或者就像Lo 和黄说的，那儿开 始有了“ 灵魂 ”。

其中一个灵魂是 Po's Atelier，是由一个瑞典人和一个港人合开的面包铺，建在 1950 年代的车库里。隔壁是咖啡馆Café Deadend，早餐一直供应到中午，庭院里环簇着一丛丛的蔷薇。一天早上，我碰到了Fiona Kotur，她出生于纽约，是 Kotur包袋的香港设计师。她之所以常去 Po's，是因为她的工作室就在两个街区开外。

Kotur 的丈夫因工作调动之故，所以她们就一起搬到了香港。“我们来了一两年 ，” 她笑着回忆道 。“ 当时是2002 年。”两年后，她就办起了Kotur。十年后，时尚界都为她设计的拎包、晚装包和日装包而痴迷，Kotur 于是在香港流行起来。“我很乐观，今后如何还是很让人兴奋的，这儿肯定要比纽约好啦” 她说。

Kotur的设计会用到织锦、水晶、金属和皮革，试图勾连逝去的岁月，从1930 年的艺术装饰风格到 1970 年代的迪斯科时代，均成了她的设计元素。我问她 ，怀旧元素是否是在香港才有的。 正好相反，她说。“ 因为香港是个思想很超前的地方，人们不会往回看，”她说。“你不用戴祖上传下的老珠宝辟邪。老家具不会代代相传。老衣服也不会特别受人待见。港人都活在当下；他们穿得很时髦。传统上说，旧东西没什么价值。老楼……嗯，遗产保护在这儿真的算是新东西。”

她还说，太平山之所以有魅力，正在于此：年代，粗粝感，硬地咖啡和精品店。“附近地区平衡得很好 ，”Kotur说，我们从吱吱嘎嘎响的楼梯上往下来到了荷里活道上。“早上能听到鸟鸣，公园里还有人打太极 。”

相同的独立精神也在香港的餐饮界呼风唤雨。奢华的、规模大的产品曾经一统天下，像坐落于 Landmark 商场内的 Zuma日料店，而如今小巧玲珑之辈也开始时兴起来。主要例子有：很受欢迎的日式烧鸡馆 Yardbird 两年前由厨师 Matt Abergel （他曾经在Zuma 掌勺）开张。


今年春，Abergel 揭开了第二家餐馆 Ronin 的面纱，该餐馆主营美味海鲜。藏于中环不显山不露水的一扇门后的 Ronin里，有 14 张凳子，沿日式原木柜台一字排开。Marley 的歌声飘荡着。与吵闹的Yardbird相比，Ronin肯定是更成熟，室内装潢干净、简洁（说它是“禅室风格”也行）。大多数吸人眼球的特色有：吧台后整面墙上供着 90 来瓶日式威士忌，似祭坛般闪闪发光。有少见的烧酒和精酿的清酒，管酒的是Elliot Faber，他和 Abergel 是一起在Calgary 长大的。和在Yardbird 一样，美食也反映了Abergel 对日料烹饪技术的掌控能力，他能做出口味变化细腻的各种组合菜肴。美味的四国生蚝上利落地淋着红紫苏米醋，令人垂涎欲滴；略略腌制的鲭鱼得放一小点柿子挞，以中和油味，让鱼肉的香甜味缓缓渗出。

在两个加拿大犹太人的日式烧鸡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你肯定会对之挚爱有加。但在这座独特的大都市里，Abergel 和 Faber 还是挺遵循常道的。香港的生活超越了文化和美食的边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说是舶来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是它本来就有的。这儿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可以吃到六大洲生蚝的地方，这么说来是不是会让你很惊讶？

当然，香港一直以来就是如此。香港许多年来都是双重公民，它作为全球大都市的都城，成了独一无二的“后民族时代”城市，既不属于某个人，又属于所有人。城市景观本身也反映了这一点：楼房高耸入云，无论是物理法则还是地理法则都无法约束之。（如今，在香港无穷无尽的高架桥上，你可以一连走上好几公里，都接触不到地面。）


现在的人比你想要的要同质得多： 94% 港人都是中国人，西方人在非中国人的居民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尽管这座国际社区在地图上小得可怜，但实际上却起到了远大得多的作用。（我去的时候，半座城市似乎都在庆祝法国五月美食节，那是展期一个月的高卢文化节。）“这是一座中国城市，不像纽约，那儿才可以说是多种族，多文化，”Kotur说 。“ 但香港外表上还是极端国际化的。”

现在的过渡性质极其明显。香港的外国移民都有个假设，即每个人在这儿都是匆匆过客。（正如一个当地朋友告诉我的，“不管你什么时候遇到谁，第一个问题总是‘你在这儿待多久了？’”）但那种不持久感却也促发了对能持久之物的更强烈的依赖感，每过一年，这种感觉似乎就更强烈。就像文华东方的复古美容室，看上去就像披头士的那个年代，说不定他们还会跑来刮刮脸。瘦骨嶙峋的双层有轨电车也仍在叮铃当啷地沿着德辅道一路开去。建于 1981 年的广受钟爱的天星小轮还是在噗噗噗地驶过某座名不见经传的港口，这座港口既将港岛同九龙相连，也就香港的未来同过往连接在了一起。

几十年来，可以想象香港的辉煌时日已如白驹过隙，抛往身后，它的传承也是太庞大、太冰冷、太消沉。但尽管它既不在这座城市羊皮纸上的第一层，甚至也不在第四层，可往昔仍在那儿，让香港有种暧昧的深度，而 21 世纪的许多大都市缺的就是这个。历史在这座城市里回旋不已，犹如熏香之雾从寺庙的高坛上盘旋而上，或如你从80 层窗户处望见的螺旋般起起落落的老鹰。那黄金时代呢？在所有这一切营营碌碌之下，在那些耸入天际的楼房之间，香港的黄金时代也还只是刚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