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萧条时代

谁说我们懒？

空气中簇拥的炙热粒子终于在一口一口清凉的啤酒中逐一碎裂、四散而逃，从旁边小巷里露出来的东正教堂大圆顶上，夕阳的影子越拖越斜。只有像蜘蛛侠一样趴在圆顶上的修理工仍一丝不苟地工作着，远看像个匍匐的雕像。

听亚尼斯说，这个颇有历史的教堂之前被大火熏过，整修了超过10年，至今还未完工。如果你没亲眼看到蜘蛛侠是如何捏针绣花般地在处理教堂上每一道细不可见的缝隙，这样长的修复时间简直就可被列入“希腊人太懒而效率低下”的又一罪证。要知道，在某些新兴经济体中，10年已经足以大刀阔斧砌出一座新城。

但这样的精细现世已经少有，后来我在卫城新博物馆里看到希腊出土文物的整修过程也是如此，女神缠绕的发辫中每一丝尘痕都被反复摩挲至洁净如新。

希腊人这门子精工细活的好手艺最早大概是从德拉克马铸币匠们那传下来的，到如今依然超然许多国家之上。

日头西沉下，对面首饰店里的蓝底描金古典陶罐、纤毫毕现的古希腊弦琴吊坠们，在拱形橱窗里闪闪发光，我凑近看，阳光在撞击到玻璃的刹那，金饰们在迷蒙中都似要开口说话。“德国人最喜欢说我们懒，”首饰店老板举起一个金丝缠绕的橄榄枝环，眼睛从里面瞪向我：“你见过懒人能做出这样的首饰么？”
我不说话，退回我的小桌子，等雅典的太阳落山。

来谈谈民主吧！

当空气中奶酪饼的香味开始飘荡，遥远的海风正将干燥炎热的气息慢慢逼退，教堂大圆顶上的最后一点光亮湮灭在昏暗中时，夜神倪克斯正式接替了白昼神赫墨拉，将宽大的黑袍覆盖整个雅典城。

我起身与亚尼斯告别，是时候了。原本空寂的街道里，越来越多的人像夜神大袍子上的虱子一样被抖落下来，走过Amou街上各式店铺，红酒起开瓶盖后细密的泡沫声，刀叉滑过瓷盘边缘的尖利声，硬币抛在柜台上的叮当声，花店大捧花束瓣叶之间的轻微摩擦声，沿街金属桌椅的互相碰撞声……炎热这张保鲜膜一旦被夜风冲破，所有的气味和声响就瞬间溢满了街巷。

一家专卖卫城手工艺品店的老板倚在门框上，见我走过便招呼道：“进来看看吧，我会给你很低的折扣。”我瞥着橱窗里展品的价格标签上迟疑了，他立刻话锋一转：“那我们来谈谈民主吧？”我被这早期城邦时代的揽客方式所吸引了，“那好，你说说看吧。”

这场谈话包括此后的多次经历，都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告诫，如果你赶时间，就对和雅典人的谈话要尤为谨慎，因为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会像狄俄尼索斯手中的酒一样源源不断地流淌。

手工艺品店的老板认为问题主要出在雅典的民主“过剩”了。“几千年来，我们总是在不停地争论和商讨，太多的精力都花费在了这些没准并不必要的地方，或许真的是这儿的民主太多了，”他顿了顿喃喃道，“这点上也许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

我手里刚刚拿起一个大约是荷马时期的几何纹风格陶罐仿制品端详，听到这句话不禁一口气噎在胸中。只好大声回敬他：“你知道你们应该向我们学习什么吗？就是不要把价格定得那么高！”

最后的竞选演讲

Amou街上各色衣着清凉的蜜色肌肤女郎越聚越多，嬉笑声和店铺的招徕声在空气中搅作一团，加上地中海烹饪的独特香气，夜色变得像巧克力奶泡一样轻盈香甜。

自然没人会把Amou街和牛津街或香榭丽舍大道去比，但那些说雅典已是鬼城的人若见此状大概要抚额后悔推断草率了。本来也是，美国大萧条年代的百老汇和好莱坞只有热闹更多。

我很快走到了街一端的尽头，几座小小的遗址勾勒出的神庙轮廓。再往后就是著名的跳蚤市场。从这里，若干条错综复杂的细小街巷延伸开去，互相交织铺展到卫城的脚下，构成了雅典以浪漫闻名的普拉卡老城区。

但甜蜜的空气中窜入了一丝烽火味，街的另一头像是突然被人往下扯了下去，四处的人流都哗哗地向低处汇聚，那里是宪法广场的方向。

我也急忙跟了去，等走到广场上时，已是山呼海啸。射光灯将广场照得夜如白昼，无数蓝白条纹的希腊国旗在白光中如潮涌动，站在临时搭建台上的演讲者慷慨激昂，台下数万观众嘘声和欢呼声交织一片。

我由于不谙希腊文，难以一下子分辨是哪个党派的领袖，但政客的衣着从来都是政治语言的一部分。从旗子间隙中一看到演讲者着体面灰色西装，我就大致猜到其身份必属两大传统党派“泛希社运”和“新民主党”之一。

相比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拥戴的新民主党主席萨马拉斯总是西装革履，年仅37岁的齐普拉斯就惯以白衬衫黑裤的形象示人，并号召改革税制以使财富从富裕阶层流向穷人，极得希腊底层阶级欢心。

左右一打听，台上果然是本届选举中总理最热门人选——新民主党党魁萨马拉斯的选前最后一场演讲。旁边一个年纪较轻的希腊人正满脸冷笑，我忍不住转头问他，萨马拉斯先生在说什么？

“他上任后的计划。”

“新的计划？”

“不，新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