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迷路吧

我的左半边

文／GARY SHTEYNGART 插图／CHRISTOPH NIEMANN

我经常迷路。我的认路求生本能很低。我会长时间盯着某样东西看，嘴巴还张得老大，把老爸用俄语说的建议当作耳旁风，他说：“闭上嘴巴，要不然乌鸦都要飞进去了。”我五岁时，站在克里米亚的火车站前愣住了，想要读出让人头晕目眩的巨幅社会主义标语⋯⋯而我妈则像个没头苍蝇，满世界在找我。她担心我被吉普赛人拐走，当时谁都会这么想。

要是从右边拐到左边，我就搞不懂了。如果GPS里的女人声音一直说：“请再左转”，就好了。

我看不懂指南针。为什么真正的北方不会在你的正前方？为什么曼哈顿的南北向马路会往某个方向偏？（我认为这座岛偏到了右边，可我又不是专家。）他们难道不应该把指南针修修吗？

等我到9岁、10岁懂事的时候，我爸给我解释地球为什么是平的，我听得头都要炸了。我有本关于澳大利亚的儿童书，上面有张袋鼠头朝下颠倒的照片。那是什么意思，开玩笑吧？性教育都要比圆圆的地球一边绕着轴线转一边围着太阳转的知识来得简单得多，因为想明白那种事根本就不需要指南针。

可迷路对我也有好处。我怀疑要是我不迷路的话，我近来的三部小说根本就写不出。下面是我迷路迷得晕头转向的地点清单：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色列、巴西、朝鲜、泰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东德和西德），和英国、得克萨斯。

你迷路的时候，脸上会有种表情，谦卑、平静、梦幻、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当你从玩着多米诺骨牌或烤着野味的陌生人身边缓缓经过时，引来了阵阵招呼。“嗨，先生，你要姑娘吗？”“嗨，先生，我有只鹅要卖给你。”“对不起先生，你是犹太人吗？”“你想看我的鹅吗？”“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左转！”“你是西班牙犹太人吗？”“就在我家后面指的是鹅。”“那不是厕所。”“那不是毛巾。”“巴拉顿湖不在我们国家。”“不对！你还得左拐！”

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会在洗衣妇住的窝棚里慢慢煮着，旁边就是破破烂烂的小巷子。一条当地的小鱼被裹在辣椒里，包在柠檬草里，正在被塞进一只塑料袋，要拿到地图上找不到的运河边上去卖。如果吃晚饭的时候你走错了道，到了山的另一边，那西沉的落日可不会让山顶教堂的双子门廊熠熠生辉，而是把它们烧得通红，就像上帝的手笔。但你得迷路，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迷路越来越难。世界都不断地标在了地图上，现在地球可真的成了一片坦途了。我们不再是去“目的地”旅行，而是进入了预先设定好的坐标之中。我们智能手机里的信息都已塞到爆。知道哪儿是轻轨站，哪儿人多的地方——商场、社区、时尚的小飞地——最赶潮流、最上档次，当然能在曼谷的Sukhumvit路闲庭信步喽。

不过iPhone里最好用的软件是新开发的Plane Finder AR，你可以用内置式相机来鉴定头顶飞过的飞机（我觉得这对羽翼刚丰的恐怖分子来说也很合用）。于是，在纽约某个寒冷的晴天，我就看见了还算不错的老机型N706JB，也就是JetBlue空客，朝Aruba的金色天空顺风而去。而且我还梦想自己就坐在那架飞机上，没有什么目的地，没做什么打算决定，没有计划过任何全身而退的策略。我会身着泳衣站在某个漂亮的地方，兜里和手上啥设备都没有，就这么大张着嘴吧，让乌鸦飞了进去。

地图上的点

文／PATRICIA MARX 插图／GUY BILLOUT

近来，我只要离家一段时间，都会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多亏了谷歌和GPS，我知道怎么到那儿。你不会在人迹罕至的路上看到我。这和稀里糊涂抓救命稻草式的方式可不能同日而语。我在英国读研究生，当时搭便车去荷兰，没成想没在那儿找到哥本哈根。有个冬天，我去法国和一个老朋友度假，圣诞节前夜我到了城里，发现她给我的地址根本就不存在，电话号码也不对。于是我就在左岸找了家便宜的旅店住了进去。

我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年轻时很盲目，总是兴之所至、想到哪走到哪，有次就带了张缅因州的地图。三月某个深夜，我的大学室友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她准备开车去北边，直到找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拍摄岩石。我们当时都在马萨诸塞州，可她要去的地方却靠近缅因州和加拿大的边境地区。我愿不愿意在途中随便找个地方睡觉？她问。为什么不行？这并不是说我啥都行，就是不想上学。此外，我一直在上口述史的课程，正想找个主题当作学期结束时的项目。我用块毛巾遮住眼睛，兴冲冲地用手圈住地图。然后把手指伸向了⋯⋯

一个点，就在缅因州海岸北部中途的半岛尖儿上。叫克莱德港，我很快就查明，那儿有座风景很好的捕龙虾的村子，人口极少，或许会很沉闷，所以有陌生人深更半夜出现在村里，次日上午肯定可以上头版头条。我住在海滨旅社，被窗外的口哨声——还是当地的小调？——惊醒，旅社对面是杂货店和大西洋。

弗雷斯特是个农民，七十多岁，瘦瘦的，头戴牛仔帽，是当地那种机智俏皮的人物，他让我坐他的皮卡，带我去克莱德港逛逛。我们绕着村子驶过，经过了一座堆满了捕龙虾渔网的码头，沿途马路上星星点点的都是盖着破烂的白色钢化板的房子，我们穿过了大片未割过草的田野、松树林、稀稀拉拉的矮树丛和灌木丛，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儿让我想起了安德鲁•怀斯的画，”我说。这绝非巧合。怀斯小时候就在克莱德港度夏。后来，他在附近的库辛买了栋度假屋，后来的许多画作都是在这儿创作的，其中不仅有《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也有《缅因州人》，后者是幅肖像画，背着身，若有所思地凝望着窗外。你觉得那个人是谁？对啦，那个人就是弗雷斯特。

几天后，我回了学校，但那年夏天我又重返克莱德港住了很长时间，秋天又来此小住了几日。我对这地方很着迷，真心考虑过退学，住到缅因州去，随便做什么都行，那是因为我当时没住在那儿的缘故。（我没把这个计划告诉爸妈：我也许很爱幻想，但还没发疯。）没想到，期末的口述史竟成了我的毕业论文。我所谓的研究就是和渔民们去捕龙虾、捕扇贝，和当地青少年疯玩，在“深网”海鲜摊吃摊主做的甜甜圈，漫无目的地搭便车，找“材料”。我积累了几百个小时的访谈磁带，所有内容都辛辛苦苦地誊抄了下来，然后塞到纸板箱里，放到了某个地方。

“汉娜死后，一切都变了样”是我那篇论文的题目，指的是克莱德港（和其他地方）的一句老话，意思是生活已今非昔比。或许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挺够味儿的，你没觉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