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帝国

蒙古曾是一个神权社会——事实上，给第一个达赖喇嘛加封的就是蒙古16世纪的统治者俺答汗（达赖在蒙古语里是海洋的意思）。在1920年代以前，几乎每个蒙古家庭都会把一个孩子送到喇嘛庙训练为僧侣。不过到现在已经整整两代人没有任何传统宗教生活经验。 1990年以来，已有100多座喇嘛庙重新开放，喇嘛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一个下午我参观了现在有500名喇嘛的Ganden喇嘛庙。 在庙里的观音殿内，一群中产阶级香客在85英尺高的观世音镀金雕像前磕头，这是一件替代品，原来的塑像在1937年被拆下运送到了圣彼得堡。喇嘛庙的住持Baasanswren是大脸盘，笑容可掬，手里攥着手机。他告诉我喇嘛庙重新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喇嘛必须前往印度寺院朝拜——行程类似于中世纪蒙古佛教的高僧。第一批喇嘛现在已经返回，负责培训其他喇嘛。他们也学习传统的佛教艺术唐卡绘画。 住持偶尔会停止谈话，去吸放在柯达胶片盒里的鼻烟。谈到基督教传教士的时候，他显然有些愤怒，我注意到做翻译的喇嘛都有点为难，住持在发脾气时流露出了许多佛教徒不该有的情感。住持说，传教士们给蒙古人提供免费的电脑教育、衣服和食物，企图收买大家去相信异端的基督教。 可是有一件事他没有告诉我。即便是在1920年代以前，统治蒙古的佛教僧侣从来都不是道德楷模。后来成为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的乔巴山（Choybalsan）就是在喇嘛庙里度过了他那郁郁寡欢的童年，我知道此事后一点都不觉得吃惊。 这些年，一提到哈拉和林（Karakorum）这个词我就激动万分，它是蒙古古都的名字，现在被称作Kharkovin，我计划前去探访。 但不幸的是，在蒙古道路上唯一具有实际价值的交通工具是环境适应性强的越野车。不过我应该感谢它，靠着它我们离开了城市工业化的郊外来到了农村地区。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坑坑洼洼，有时干脆就没有，我们的蒙古司机必须紧抓方向盘，他的手背上落满被汽车卷起的白色灰土。 有时远方会隐隐出现一些小山丘，在它们平滑的边缘有一些或黑或白的小斑点，车走近了才明白原来是被牛羊群环绕着的蒙古包，常常有英俊的男人在边上守护，他们手持套索，面孔饱经风霜。在漫长而平直的道路上经常开很远都见不到车辆和人影，空中倒是偶尔可以看到喷气式飞机留下的白色痕迹，显得比波浪般起伏的大草原丰富些。 这种欠缺最初让人感到很压抑，但只要你习惯了它，就会觉得舒爽怡神。那一天有好几个小时我觉得一切都无关紧要，所有的雄心壮志、名利虚荣、自私自利都消融殆尽，辽阔的自然风貌所带来的渺小感和无足轻重感显得完全自然和真实。 当我们开车抵达一个蒙古包时正当午后。白色的帐篷毗邻冰河，一股粗犷的风让人明白为什么蒙古要比接壤的西伯利亚更为寒冷。但我们呆着的帐篷里却相当温暖，烧着火炉，能自由调整的盖子把毡布帐篷捂得严严实实。在蒙古包的内部是一家本地餐馆，我吃惊地看到两个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女士在津津有味地吃着蒙古午餐。蒙古人的食物通常是有汤汁的羊肉，在农村地区也没什么明显的差别，我还是坚持吃我在中国买的干酪和饼干。 乘着余兴，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去探访16世纪的喇嘛庙Erdene Zuu Khiid。它是蒙古最古老的喇嘛庙，最初建在被毁弃的都城外面，后来反反复复被摧毁和重建。当我走进有中国飞檐装饰的大门，却在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内看不到一个人。供奉着佛祖雕像的大殿被锁着，寺庙在地面上投下庞大的阴影。突然我看到一个喇嘛在远处学骑自行车，他欢快的情绪更加增添了这座喇嘛庙的孤寂。 在喇嘛庙的东部就是哈拉和林都城的遗址，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和继位者窝阔台建立的，在它的四个角各有一个龟形的石头标示界域。13世纪晚期，当忽必烈决定把都城迁往北京的时候，这座城市就被废弃。不过它的声望一直持续到马可·波罗时代，在他亚洲旅行的游记里就曾经提到过这座都城。1254年，卢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成为第一个造访此城的欧洲人，他是路易九世派往蒙古商谈同可汗结盟对抗穆斯林的僧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