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吉隆坡

在与其它亚洲都市一样的水泥丛林中，还保存有些许记录着殖民地遗梦的旧址。位于吉隆坡东部的马来联邦时期英国总督府旧址，是一幢怀旧风格的二层小楼，拥有大面积的走廊和带有凹槽的廊柱，背景是市区中仅存、曾覆盖整个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1989年，总督府被改造成国宾馆（Carcosa Seri Negara）。国宾馆里的酒吧，是那些寻觅英国作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笔下人物和情节背景的最佳去处。毛姆的短篇小说多写于上世纪20到30年代，是对那段逝去的殖民岁月的最好纪念：殖民官员身穿礼服在偏远的丛林前哨赴宴，橡胶园主喝得醉生梦死，而他们的老婆却正和邻居翻云覆雨。这些小说都取自现实生活，完全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有时他直接从有“橡胶园主的报纸”之称的《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上摘抄材料，连当事人的姓名都懒得改。 毛姆小说素材的另一来源就是雪兰莪俱乐部（Selangor Club）长吧（Long Bar）中的闲言碎语。雪兰莪俱乐部已有122年历史，坐落在板球场的边上（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城市中心）。板球场后来被蚕食剩一小块，这块地又改名叫独立广场（Independence Square），但是临近的那座都铎风格的俱乐部保留至今。现在，长吧只剩下冰啤、昔日橄榄球队的褪色照片和女性禁入的陈规陋矩。一些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俱乐部的昔日风采或是马路对面摩尔风格的高等法院大楼。但绝大多数游客又会匆匆离去，追寻市区星光大道上的商店、酒吧和餐馆，或者赶往附近的海滩俱乐部地带去感受热带风情。 这简直太糟糕了。吉隆坡只有少部分地区保留了那段历史的回忆——华人经营买卖，马来人在甘榜（乡村）种稻谷，印度人在橡胶园和棕榈园中生生息息、挥汗如雨。那段日子一去不复返，但是相似的情况仍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静静地上演着，马来西亚的所有种族和睦相处，共享繁荣。位于吉隆坡郊区的莆种（Puchong），是我认为最能体验马来西亚种族和睦共处的地方之一。 20年前，莆种是一座人口不过几百人、仅有一条小路的乡村，大部分居民是做小买卖的华人。现在这一地区已经发展成拥有56万各种族人口的新城，还建有家乐福和特易购（Tesco）超市。在氛围宜人的夜市（马来文pasar malam）里，从自制的辣椒酱到汽车，各种商品应有尽有。眼前简直就是一幅马来版的清明上河图：清瘦的印裔侍者店里店外地忙活着，把大块的米饭盛在香蕉叶上，然后浇上多得数不胜数的咖喱和酱汁；不远处，煤气炉嘶嘶的喷火声，伴着炒勺与炒瓢叮当作响，一位广东师傅正忙着炒菜；马来人一家老小徜徉在各个食档之间，六岁的小女孩也围起了头巾，其他孩子则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边吃烤鱿鱼或玉米边嬉戏打闹；一群人围着一顶帐篷，帐篷中央站着一位汽车推销员，口若悬河地夸着马来西亚国产灵鹿（Kancil）牌汽车的优点（灵鹿车是一款外型模仿宝马Mini的微型车，发动机排量0.6升，售价6000美元，相当于马来西亚人均年收入的60%），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围着展车爬进爬出，他们的父亲则皱着眉头，踢着汽车轮胎，一本正经地谈论发动机马力和扭矩的问题。“说到买车，”销售员纳兹利笑着说，“不存在什么种族差别。无论肤色为何，人们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房子、车子和美好的生活。” 但是，曾经带给马来人跻身中产阶级机会的新经济政策和全球贸易，如今却成为阻碍吉隆坡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前副总理安华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这套偏向马来族的政策体系，可能会造就一代缺乏自立、没有能力的马来人。“在当今这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里，这套政策不再适用，”安华呷了一口咖啡说道，“大学毕业生失业是个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而爆发出来，就会像1969年那场种族骚乱一样。”谈起这套歧视马来西亚华人的新经济政策，身为法律教授、曾是社会活动家的阿兹米·沙龙姆（Azmi Sharom）告诉我：“政府将总人口的30%人为地排除在最好的大学或工作机会之外，这些人只好另谋出路。”尽管对数量估算各有差别，但公认的情况是，近一时期马来西亚人才流失十分严重，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华人。华人得不到马来西亚本地大学的就学机会，很多人只好赴海外求学，并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