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卧故乡君莫笑

尽管他们的家乡是冰天雪地，亚娜一家却十分热情豪爽地招待我们，好客之情令人感动。亚娜的母亲是一位萨满教巫师，当我走进门的时候，她用一条白马的尾巴为我驱魔除晦。接着美味佳肴端了上来：小马排骨肉炖得烂熟，都从骨头上掉了下来；冰冻鱼肉带着丝丝咸味；马血肠味道非常好，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动物的精华。晚餐结束后，不知是马尾驱魔的作用还是有药用价值的熊肠的功效，当我离开舒适的亚娜家时，忽然发现感冒已经无影无踪了。 恢复了健康，我和K. 决定一起去位于瓦西列夫斯基岛（Vasilevsky Island）一隅的“科罗拉多之父”（Colorado Father）脱衣舞俱乐部，作为圣诞节这一天最后的节目。圣彼得堡的大多数夜生活可以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一句关于通俗文化的名言来概括：“糟糕到成了好的了。”用这个尺度来衡量“科罗拉多之父”，它真是很好。很难理解为什么俱乐部老板认为伟大的科罗拉多州可以代表这里令人悲哀的堕落，不过墙上倒确实装饰着许多和科罗拉多有关的大型壁画，如岩石山地、牛仔、仙人掌和臀部肥大的女人（不知道科罗拉多的妇女是否的确如此）。俱乐部内只有阿姆斯特丹厅有脱衣舞表演，在去那儿之前我们到迪斯科舞厅看了一下。里面的女孩子们大概还在求学的年纪，她们和着说唱歌手50 Cent的音乐，释放着斯拉夫人的挑逗激素，身上从跳蚤市场买来的超短裙全靠发夹和意志力才不致敞开。在阿姆斯特丹厅，绝望和激素同等程度地刺激着我的嗅觉。喝了几杯伏特加和啤酒之后，我又一次陷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刻：给某些不成样子的金发女郎几张100卢布的钞票，同时嘟囔些生活、美丽、救赎之类的话。有人告诉我，星期三会有个名叫“科罗拉多种马”的男子脱衣舞团来表演，带有西方风格。幸好今天是星期五。 后来，我在涅夫斯基大街新开的时髦俱乐部“夏日别墅”（Dacha）遇见了朋友C.。你去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和布鲁克林人最多的地方看看，再将人群的密度乘上10，就能知道“夏日别墅”有多拥挤。尽管今天是周末，但人们寻欢作乐的程度还是有点过头：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兴奋异常，四处跌跌撞撞，碰翻了无数啤酒杯；穿着宽展领衬衫的时尚青年看到女友们打扮得像摇滚女歌手帕特•贝纳塔尔（Pat Benatar）一般，再也无法坐怀不乱。仅剩如下几样稍有些不同一般的气息：音响里放着老牌电子乐队Kraftwerk的音乐；在里屋，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在玩足球游戏。值得一提的是，墙上饰以精致的白俄罗斯墙纸，以欢快的孔雀为主题；你可以任意评论“夏日别墅”，但这样东西是威廉斯堡所没有的。我的朋友C.从国外来此居住，是一个本性难移的人。他在喧闹声中告诉我，新圣彼得堡对他来说生活成本太高了。“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我问道。当然，他想离开，但是他新交的那位戴着羊毛帽子的俄罗斯女友实在可爱极了。我喝下一大口啤酒，不住地点头。他哪儿也不会去。 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天，我到一家名叫莫斯科（Moskva）的餐馆单独吃了一顿滴酒不沾的午餐，一边细嚼慢咽美味的波尔多红酒烩小牛腰，一边望着窗外冰封的涅瓦河。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侍者穿梭往来，为发型精美的新贵们端上每盘20美元的鹅肝。在这里，谁会感到不快乐呢？不知为何，我不想就此结束这段旅行，于是乘地铁来到莫斯科夫斯卡亚广场（Moskovskaya Ploshchad），这座大广场建于斯大林时代，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 这座广场是苏联时代追求“越大越好”的代表之作，正中央竖立着一尊列宁的雕像，由许多粗重的立柱支撑，底座正面镌刻着大步迈向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如果时光倒退到1979年，你是一个和父亲在广场的松树林中玩捉迷藏的小孩子，一定会因为自己是某件辉煌事物的一部分而感到光荣。 近年来，随着街边的花旗银行分号、拐角处的自动售货机和小摊（叫卖鲜亮的橙子、精美的红辣椒和富有光泽的梨子）的出现，这座广场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