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 上海恋曲2010

提起黄浦江边这个最著名的去处，徐颖认为即使是短暂的遗忘也不能将它从上海的精神地图上抹去。它自诞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生，尤其是当世博会在这个城市即将开幕的时刻。图/潘晓春、庄方、朱海 1999年，大学同学们开始转战于淮海路一带的梧桐小径谈情说爱，某个讲师却仍在课上津津乐道80年代的外滩情人墙，情形很像国产电视剧。那时在我心中，外滩大概和两种人有关：城中权贵和外来观光客，和本人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说，那个地方未免太有野心了一点。下雨天它有一股子泥腥气，蓝天白云的时候则是一种过于耽美的梦境。这是一种奇怪的组合。也就是那一年，M on the Bund开业，没多久，米氏西餐厅就被某国际餐饮杂志选为全球最好的100家餐厅之一。相比“三吃”的鹅肝Foie Gras，我更相信是“看得见上海最美的夜景”这一原因让它当选。 11年后的某一天，我和作家陈丹燕坐在曾经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作为一个试图创造谈话氛围的敬业记者，我特意带着她那本花了6年时间撰写的《外滩影像与传奇》。我的这位知名校友开门见山地说，“是的，没有一个上海人敢说自己对外滩了如指掌。这种陌生感是大部分上海人都会有的，但也正是外滩很有意思的部分。” 我早就习惯生活在上海，“喜欢”和“不喜欢”并不能决定你行动的方向。我4年多前进入杂志行业，在研究了Smart Casual的着装要求究竟是何等随意并毫无结果之后，参加了平生第一次媒体发布会。我忘了究竟是在外滩三号还是十八号，那是一间全新开业的餐厅，但我还是闻到一种太过成熟以至于内部开始发酵的味道。 就在这样一次“香槟站立攀谈会”上（但他们却称之为鸡尾酒会），我遇到了一个还算熟识的同行A。他正着了魔似的在外滩一带转悠。那时候“中华第一湾”还没有拆除，我们一起走过金陵东路人行天桥。他气愤地和我控诉某个奢侈领域公关的势利，但表达了对设计共和（那会还在外滩五号）的喜爱。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外滩无异于他接触上海的第一个传奇。如今他去了北京，而我也很久没有再去那里参加香槟站立攀谈会。 外滩3号复兴的始作俑者李景汉后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北京的前门23号，曾经因为“都市营造”而名声大噪的沪申画廊策展人翁菱也早就在那之后去了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设计共和则搬到了上海腹地。主打时尚或奢侈生活方式的媒体，将焦点从外滩移开了，它们的报道对象变成复兴路、武康路、桃江路、新乐路、余庆路，甚至是老得都可以焕发第三春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