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版纳

文、图/何晴 1970年5月的一天，19岁的果终于来到宣传中“头顶芭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抓一把花生”的西双版纳。他们在大卡车车厢内席地而坐，满身尘土，瞪着满身银饰的少数民族和铃儿叮当响的牛马。 那时候，还没有人听说过“旅游”这个词语。但好奇心战胜了一切，甚至使他们忘却从昆明至此的五天五夜颠簸、离乡之愁以及对未来的忧虑。当然，不消一天时间，果便知道真相：在这里摔一跤，抓了满手的不是花生，而是牛粪。 我和A在澜沧江边喝一种叫澜沧江的啤酒。无所事事，闲得发慌。本来想要去江北的金沙滩夜市，但司机嫌路远不愿意载我们过去，把我们放在了南岸。绿化灯光工程已经起步，所有被灯光打亮的飞檐门楣都是傣族风格。江里的水位很低，烧烤摊的烟雾一直弥漫到江面上。 西双版纳的旅游发展得早，之后定了型，再没有怎么进化。在这里，旅行社操作起包含购物项目的团队游早已驾轻就熟，你乖乖地，便可以看到“圈养”的孔雀、蟒蛇和傣族姑娘，也可以买到价格离谱的真玉石。 但我认为，对于曾经在这里奉献过10年青春的老知青来说，这实在不合情理。他们值得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回来。 于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作为一名自助游游客，无论40年前他是否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认真而严谨地生活过，他都看不透这些新的陷阱。 白天我们去了中国最大的南传佛教寺庙勐泐大佛寺，付出了四倍于当地人的票价。里面的和尚语重心长，叫我改改自己的脾气，随后交给我一只莲花灯。我没有点灯，老果和老瓜点了，各花了三百大洋，为家人祈求平安。 当年她们是不信这些的。她们怀里揣的是红宝书，以朴素的军装为美，清一色地扎着两条麻花辫。40年足以改变一切。如今，她们都有了子女甚至孙辈，生活安稳，爱穿花衣服，反而开始有了不踏实感，要抓住点儿什么来抵抗那或许会来的宇宙灾难和生活黑洞。 景洪是西双版纳的州府。我们在这里只呆一个晚上，我却遗失了手表，跑了趟警局。一名年轻的警官带我们去找物品，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某版纳。他说他上网查过，和他同名同姓的有五个人。 我猜想，可能是他出生前不久，上一代刚从浙江来到这里。看似随随便便取的名字，但谁知道他的父母和版纳的酸甜苦辣呢？办完公事，他说带我们去看这里风行的斗鸡。我们下车后，他摇开车窗叫：“嗨！”我们回头，他说：“看看就行。” 但我们还是下注了，下注的那只鸡是红色的。当地人纷纷给被罩住的另一个家伙下注。它登场了，是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