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散尽的萨拉热窝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都是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战争前，大家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或村庄里。在萨拉热窝，不同种 族的人生活在同一幢楼，甚至通婚组成家庭。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信仰，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多数信仰东正教，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他们之间的恩怨 多源自铁托时代。上世纪90年代初，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倒台之后留下了权力真空，波斯尼亚的极端主义政客——在临近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国内各自对应的同宗 教势力的支持下——通过敌意宣传、大屠杀和复仇恐惧等手段，将这些细小差别扩大化。这一策略直接导致了我们在电视看到的那场残酷战争，那场告诉我们什么叫 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战争。在种族仇恨的外衣下，还有其他因素暗潮汹涌，这些情况恐怕很难被外人察觉：阶级偏见，农村人口对城市人口的嫉恨，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轨时各方面力量对财富的争夺。

穆斯塔法仍然无法接受那些极端主义分子的强盗逻辑——像他这样的穆斯林，应该和农村里的波斯尼亚穆 斯林更亲近，而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塞族或克族的邻居——这让我油然生出一丝敬佩。我在萨拉热窝的日子里，这样的话经常回响在我耳边。起初时，我还不大相 信：经历了这样残酷的战争，人们为什么不会对塞族人仇恨？几乎我碰见的每个萨拉热窝人，都会告诉那些冒着战火留在萨拉热窝的塞族人或者人们如何冒着生命危 险保护塞族人的故事。我这才意识到，萨拉热窝人记住的正好是我们所忽略的：只有那些极端主义分子们，才相信所有的塞族人是一伙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年轻人纳 迪姆，战争时期生活在火线地区格巴维察（Grbavica），用他的话说，“那些攻击我们的塞族人，绝大多数都不是萨拉热窝人，他们来自乡村，他们的想法 和我们完全不同。我的那些塞族朋友战争时期都待在一起。他们首先是萨拉热窝人，其次才是塞族人。”

尤其是傍晚时分，奥匈帝国时期的区域展现 出萨拉热窝现代、时尚的一面，尽管有些建筑物破败不堪。靠近壮观的国家剧院的地方，树立着一幢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会被列为危房的建筑物，就在这幢建筑物残败 的混凝土包围下，一个名叫Mash Eat Club的波斯尼亚前卫酒吧正在演出。还有一个叫Klub Sloga的酒吧，追求着“战争前的萨拉热窝”，在我看来，不过是苏维埃文化遗风罢了。Araw的场地选在一块敞开的工厂上，DJ打出喧嚣的电子音乐，装 饰风格活脱脱是一个铸造车间。Sloga走的是传统风格，光顾那里的多是行为端正的人群——女孩子们还是用吸管喝汽水，以免被男孩子们误认为在饮酒——音 乐渐起，气氛开始变得热络起来，年轻人们开始尽情跳舞欢笑，忘却了战争。

1992至1996年的战争岁月里，一些萨拉热窝人出版了一本风格 揶揄的小册子《萨拉热窝生存指南》（Sarajevo Survival Guide），里面收录了各种有关从萨拉热窝逃出去的黑色幽默：“官方来说，不存在‘从城中逃出’这种事情。”实际上，的确存在一个秘密通道，危险重重的 小道，穿过臭名昭著的“狙击手走廊”和破败的Holiday Inn酒店，通向萨拉热窝城西的多布林亚（Dobrinja）。然后是一条洞口有伪装的秘密隧道，这条隧道是1993年人们花了四个月徒手挖掘出来的—— 大约0.25英里长，3英尺宽，5英尺高——穿过机场跑道，伸向塞族部队阵地的远端，直达Butmir的Kolar家后院。整个战争期间，这条窄窄的隧道 成为萨拉热窝与外界保持人员和物资联系的大动脉。现在，Kolars家就地开了一家小型战争地道博物馆（War Tunnel Museum）。来到这里的人有机会体验一下整个隧道的最后这65英尺——狭小而幽闭得透不过气，即便只有这么短短的65英尺，不难想象战争时期逃离萨拉 热窝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