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非常生活

5月14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国会议员、市镇区长竞选给穷街陋巷盖满了花花绿绿、残破不堪的竞选者头像花纸，所有竞选者无一例外都咧着大嘴灿烂地笑，似乎生活的前景很美妙，不过我发现所有的笑容都似一个模子铸就，灿烂却没有温情。笑容的背后是经济诱惑下的赤贫者，为了选票，候选者将大米、香烟、水果赠送给贫民，于是一日三餐的温饱换回独特的菲式民主，和民主幕后的暴力。选举前一周，马尼拉暴力冲突死亡100多人，选举当天有五人斗殴身亡，枪支不设管制（尽管明令只能放于家中自卫）更助长了党派倾轧。不过通多的赤贫者无力购枪，便只能以大刀棍棒上阵，对他们而言，2万比索的冲锋枪犹如天价。乌托邦式的菲式快乐，其崇尚暴力的程度却并不逊于任何一座不快乐的城市。 唐人街与通多较近，相距约30分钟步程。同样的人潮，除了随处可见的国药号繁体字招牌和偶尔听闻的南方普通话之外，其实很多时候已分不清两地的真正区别在哪儿。在小店买饮料时，我问店主夫妻是不是福建人，他们异口同声说自己是“Filipinos”。看来本地人也会在唐人街设店。 唐人街的规模比通多贫民区小得多，主街王彬街（Ongpin Street，王彬为中国商人，曾资助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从头至尾也就800米左右，侧巷里也有一些店铺，但多以民居为主，居住环境不见得比通多强到哪儿去。 但甫见之下，华人与当地人性格上的差异还是颇为明显。华人明显内敛，不爱与外人多交往，哪怕与我们这些同胞交谈，也是一问一答，不做过多交涉。如给他们拍照，除了腼腆，干脆就是拒绝。 城墙之内 1571年西班牙人登陆马尼拉的时候，在帕希格河南岸现在的Ermita地区建了Intramuros（拉丁语“城墙之内”的意思）堡垒和炮台，开启了长达300多年的殖民史。不过，这一切在讲解员Carlos P. Celdran的口中道来，沉重之中却夹杂了一丝轻快。矮矮壮壮的Carlos是典型的西班牙混血，他带了顶黑色高筒礼帽，拄了根拐杖，举手投足之间充满调侃与嘲讽。他的语速惊人，不时掺杂着飞速卷动的西班牙语大舌颤音。 Intramuros内建于1587年的San Agustín教堂及其修道院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建筑风格兼容并蓄，颇能代表菲国的fusion精髓：西班牙、中国、墨西哥、摩尔人的建筑细节、空间布局融会贯通。教堂整体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外观平整，状如方盒，1880年的一场地震使两座塔楼中的一座毁于一旦。三角形的山墙上耸立着四根爱奥尼亚式与科林斯式石柱；门前四只黑色花岗岩石狮为纯然中国之风，它们傲然蹲踞于教堂正面的石柱之下；而教堂大门则由菲律宾当地的硬木做成；圣奥古斯丁与圣莫尼卡浅浮雕四周浮动着菲律宾的花卉图案。 在教堂内，我们坐在镌刻着二战死难者人名的墓碑底座光洁的大理石上。64年前这儿曾经溅满了鲜血，很多人就是在我们现在坐着的位置遭到屠杀的。Carlos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心头不禁一凛。 走在San Agustín教堂外的石板路上，不时可见人行道两侧的石板上镌刻着中文，仔细一看，竟是残碎的墓碑，大多事“某某氏之幕”以及亡者的生卒年月。 西班牙的刀剑、贸易，美国的自由、民主，日本的溃逃、屠杀，构成了菲律宾16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往的波澜壮阔在时间的封存之下一滴一滴地融入了菲律宾人的血液之中。 于吕宋岛北部维甘（Vigan）逗留时，Syquia Mansion博物馆馆长向我讲述了一件往事。Syquia是菲律宾已故总统Elpidio Quirino的妻子，而总统的母亲，也就是这位馆长的祖母，在1945年2月麦克阿瑟率军进入马尼拉时被溃退的日本人杀害，仅两日之内马尼拉遇难者便达15万人。这使我想起了南京大屠杀。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问他对日本人现在拒不悔罪抱什么看法，他淡淡地看着我说：“菲律宾人不会记恨，他们很乐天，永远会宽恕别人。” 历史深处的菲律宾人做到了真正的悲天悯人，而现实中的他们沉没于惨淡的生活之中时又将如何面对？我无从回答这一问题。“乐观”、“懒散”、“混乱”、“平和”都无法概括这一国家兼容并蓄确又无力消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