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之城耶路撒冷

我和Stephen Horenstein碰了头，他爽快地答应当我的导游。Horenstein是美国作曲家和音乐家，30年前移居至此。他对很多东西都很有热情，如今生活的城市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所谓“工业区”（拥有汽车经销店、两家商场、电影学校与全城唯一保龄球馆的商业区）的家庭式牛排屋一起吃午餐，菜肴为摩洛哥风味（鹰嘴豆泥、沙拉三明治及茄泥芝麻酱是摩洛哥菜三剑客）。Horenstein对我说：“耶路撒冷的特点在于，一切都藏得很严实。特拉维夫就昭然若揭。所以神秘感油然而生。住了这么多年，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发现。”发现无止尽，我不只一次听到他发表这番感想。

我们见面第一天，就去了Steve的朋友那儿。身为国际知名雕塑家的Israel Hadany在旧城区和附近Tower of David山谷中的Chutzot Hayotzer艺术家集聚区有间工作室，我们去时他正忙着（工作室后来搬走了）。Hadany的身上散出淡定自若的气质。他给我们斟上薄荷茶，说耶路撒冷很不协调，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和特立独行的犹太人共存，犹太人又与阿拉伯人针锋相对。虽然他本人不是传统宗教人士，但被耶路撒冷的多元特质和开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面所吸引：“在大多数地方，走个一天看看逛逛也就够了。而耶路撒冷，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发现它不为人知的秘密。”

某个晴朗的星期三上午，我和Steve去了德国区的主干道Emek Refaim。这片时髦、热闹的地区原为1870年代德国圣殿会的根据地。1840年，重新发现圣地后，欧洲兴起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德国圣殿会便属其中一支。这儿堪称耶路撒冷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因融合了奥托曼和英国Art Deco风格的建筑（后者源于1920至1948年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期间）而闻名，咖啡馆文化也为人们津津乐道。学生喜欢来此小聚，创意一族和专业人士也都选择住在这个地区（当然得住得起：和市中心附近的多数小区一样，过去10年里这里的房价水涨船高）。德国区也是Smadar电影院的所在地，这家坐落于绿树成荫的Lloyd George大街上的典雅的电影院80多年来吸引了诸多艺术家。作为耶路撒冷第一家安息日（星期五日落时分至星期六黄昏结束）也对外开放的电影院，它是社会多元形态的体现，不过有人认为，耶路撒冷让仅占人口四分之一的极端正统派太为所欲为。（当地著名诗人Yehuda Amichai在两首诗中写到过作为多元化象征的Smadar。）电影院之前流产的改建计划最近又被提上日程，它会被出售并进行豪华重建。

然而比Smadar更惹人注目的是林立的咖啡馆。其中一家Coffee Mill由生于芝加哥的表姐妹Debbie Katz和Rosie Nathan经营，供应世界各地的咖啡和茶叶。小店铺的墙上贴满了《纽约客》的封面。街对面是家儿童音乐学校，放眼望去全是推童车的年轻母亲。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声从公寓飘出来，微风拂动着德国圣殿骑士时期栽种的大树的枝叶。老房子有拱壁、小挂钟、绿色的前门，花园环绕的几幢小屋子后有块墓地。

次日早上，我和Steve去参观获诺贝尔奖的已故作家Shmuel Yosef Agnon在Talpiot的故居，就在工业区附近。对我而言Agnon有特殊意义，不仅因为他的写作天赋，还因为他是我外祖父Isaac Breuer的好朋友。外祖父来巴勒斯坦后创立了一个宗教政党，为纪念他，有条街就以他的名字命名。Agnon一辈子都是个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去世后，他协助修建的犹太会堂便以他来命名。之前，他和妻子去瑞典的中途曾于纽约停留，我和母亲周五接他们来我家用晚餐。我还记得当时见到这位文学巨匠的兴奋感。尽管我的希伯来语还需多年磨练才能研读他的小说，但我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很不一般，他醉心于自身的宗教修养，又深受当代文化的熏陶。

幸运的是，Agnon的故居刚大修完毕，已重新对外开放。房子不怎么起眼，建于1931年，简装版包豪斯风格，设计者是曾住街对面的德国建筑师。和耶路撒冷大部分建筑不一样，这栋楼并非用石头砌成，而是浅色的灰泥外墙——设计房子时，规定建筑外墙要使用石材的法律尚未生效。窄窗藏于金属栅栏后，令建筑看起来很结实。Agnon的书房占了二楼整个楼面，藏书之丰富让人瞠目结舌，而且包罗万象，从16、17世纪的犹太历史，到弗洛伊德和Harry Stack Sullivan的作品，再到《Peer Gynt》和《Tom Jones》的原著。绿色地砖上有座讲台，Agnon以前经常站着写作，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同样习惯。他的书桌上有个鞋拔、一个开瓶器，还有台Remington打字机。显得非常随意，看不到几个警卫，也没什么拦起来禁止靠近的地方或解释性的标识。如果你想拿走Agnon的开瓶器，也没人会拦你。我觉得以色列官方的手段和欧美风格还真不一样，走进伟大的希伯来语小说和短篇小说作家的家里，并无受宠若惊的感觉，反倒像顺路拜访嗜书的舅舅那样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