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马风采

加布里埃拉•德•费拉里（Gabriella De Ferrari）1960年代在利马附近长大，自离开利马以后每年都会回来。她对秘鲁首都动荡不定的现代史有着切近的看法。这次回家，她发现了一种新的乐观主义情绪。 图/科利埃娜•伦特迈斯特（Coliena Rentmeester）、编译/李游 干旱的阿塔卡马沙漠（Atacama Desert）在晨曦中略带粉红色，广袤无垠，利马就置身其间。我从飞机舷窗向外张望，飞机正划破薄雾，降落在豪尔赫•查韦斯国际机场（Jorge Chávez International Airport）。利马是现代大都市，有国际知名建筑师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和阿基特托尼卡建筑师事务所（Arquitectonica）设计的摩天大楼。城市随着新建的街道蔓延开来，街道两侧排列着巨大的百货大楼、多厅影城和星巴克。尽管有了这些发展，利马特殊的基调依然留存：出人意料的节奏、空气中凝重的湿气、花香四溢的树木以及极端悬殊的贫富差别。利马人热爱他们的城市，所以当我听见移民官对排在我前面的一家四口人（一对美籍秘鲁夫妇带孩子回国）说“你们疯了！你们怎么可以离开这里那么久”时，丝毫不感觉惊讶。 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离开利马去美国念书，现在我定居纽约。然而利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家。在过去40年里，我每年都会回这座城市朝觐，它深深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我从我所爱的和被抛在身后的东西那里得到温暖——这些旅行已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黏合剂，将外国妞和拉丁妹之间的文化差异连接起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利马有120万人，现在已超过800万，它是我当年见识到什么是真正大都市的地方。父母和我一直住在塔克纳（Tacna），一座很小的南部滨海城市。我们去利马的餐馆用餐、会友、买书，体验霓虹灯、放纵我们的感官。 我经历过利马的独裁统治、恐怖活动、灯火管制、革命和诸多和平岁月。利马的历史一直动荡不定，从16世纪西班牙占领者残酷破坏印加文化开始，延续至共和国时期乃至今天。历届政府在秘鲁都留下了烙印，展示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历史中充斥着像曼努埃尔•伊格纳西奥•普拉多（Manuel Ignacio Prado）和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这样的总统，前者携竞选基金离开办公室后就消失不见了，后者因为缺乏资金使他在亚马孙丛林修路的计划成为白日梦。这些年，著名的日裔秘鲁总统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又是秘鲁政界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由民主选举上台，深得劳动人民之心，成功控制了恐怖活动并在多年内使经济一直保持稳定，最后却还是落入臭名昭著的拉美陷阱：他严厉打击左翼反对派，改变宪法以便让自己第三度当选总统，变成了一个独裁者。2000年，受到贪污和侵犯人权指控的藤森为免遭逮捕而逃亡日本，现在他又在争取回国重新执政。现任总统阿雷汉德罗•托雷多（Alejandro Toledo）仅拥有8％的支持率，却无意与任何一方结盟进行改革。大选在即，但视线所及根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 作为秘鲁最大的城市，利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地，某种无尽的潜力驱动着这座城市，尽管人口的增长使其在解决大多数市民令人心酸的贫穷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许多新来的居民栖息在绵延的pueblos jovenes（年轻之城）里，这些匆促形成的居住区依山而建，就像随手撒出的乱石。即便如此，在多年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之后，利马成了拉美最伟岸的首都之一；尽管城区发展的速度极为惊人，其无形的本质依然留存——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变。 利马最著名的街道阿雷基帕大道（Avenida Arequipa）是我进入市区的必选之路。隔离带上还是泛着紫色的蓝花楹，但街道本身就像利马其它任何地区一样，变身过许多次。40年前，这里曾是利马最优雅的住宅区林荫路，即便距市中心仅几个街区，此地已算是城郊：大道两侧满是坐落在大草坪上、形同巨型结婚蛋糕的宅邸。这些新古典主义、都铎式和西班牙式的建筑，充分反映了那些通过在秘鲁开发金银铜矿而发家致富的人的想象力。大门都是装饰用的；当年的利马是座安静祥和的城市。二战后，面对恐怖活动、暴力犯罪和长期动荡，阿雷基帕大道由安全人员严密保护起来。在最近这段还算不错的时期内，有些家庭卖了房子，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市场中捞了一把，商务楼则在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拔地而起。上次我去阿雷基帕大道的时候，一幢府邸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业主急于获利，但又受到老建筑保护组织的压力，干脆定向爆破了那幢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