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栖居者

可是Svein在琅勃拉邦停了下来。当他的同伴继续前往缅甸时，他没有同行。 那一年，琅勃拉邦大部分还是老挝菜餐厅。Svein至今受不了老挝菜中的辣，他自嘲道：“那段时间我正好大大地减了肥。”但他却爱上了做这些菜的厨师，一名老挝女孩。 “我每天晚上都去餐厅找她，直到签证过期，才不得不回挪威。当时我们就坐在这个位置聊天。认识她，改变了我的生活。” 一年后，Svein放弃在挪威的一切，回到了琅勃拉邦。 昏暗的Martin’s Pub的墙上贴着Martin的成长相片，这个小混血儿正搂着公仔躺在席子上睡午觉。父母站在吧台旁，仰起脖子看墙上电视机里的新闻，酒吧中间的吊扇慢腾腾转着。当激情退去后，Svein满足于像当地人一样置身其中的生活。 他买下了妻子曾工作过的老挝餐厅，装修成今天的Martin’s Pub。酒吧内只有几张深色长条桌椅，晚上灯光打亮后掩盖了简陋。过了旅游旺季，生意便很清淡，Svein印刷了传单四处派送。传单背面是每晚放映的电影节目单，我们到的周六放的是《艺伎回忆录》。凭此传单还可以到Martin’s Pub免费喝一杯whisky shooter。 Svein的长相始终不像精明的生意人。他的白皮肤长期暴露在琅勃拉邦炙热的阳光下，高鼻梁上留下了明显的红印。浅灰色眼睛里依旧留有北欧气质的冷静和忧郁。坐他腿上、尚未从瞌睡中清醒的小男孩遗传了父亲金棕色的头发和睫毛，但长大后却不知能否接受父亲为他选择的成长地和归隐山林的生活方式？ Svein不无担心：两岁的Martin有时候说英语，有时候说挪威语和老挝语，但受周围人影响，他的老挝语显然说得最顺口。“孩子必须接受好的教育，所以我们最后也许不得不离开这儿。但到底去哪儿没有想好，还有几年可以考虑。” Svein曾说过，在琅勃拉邦你可以做许多事，但最合适的莫过于在街上散步。 在另一个霞光满天的傍晚，我们撞见他穿着人字拖、宽裤管短裤，抱着Martin在街上慢慢晃悠。小Martin抓住耳朵，像地道的老挝孩子那样对我们露出羞怯的笑容。而那些同样打扮的游客们，脚步极快，纷纷超过了Svein和Martin。 如果你问Andrew：“你杀过人吗？”，他肯定这么回答：“不太多。” 我们在金边Billabong酒店泳池边的餐厅吃晚饭，Andrew穿着运动短裤短衫跑了进来。他向我们嚷嚷：“稍等一下，我的游泳时间到了。”不一会，光线幽绿的露天泳池里响起了哗哗声。下午Andrew刚打完一场橄榄球比赛，他参与创办的柬埔寨橄榄球联盟（Cambodian Federation of Rugby）十月份将在金边举办一年一度的吴哥橄榄球锦标赛，已经办到了第十届。 17年来Andrew只回过新西兰四次。如果埃尔热愿意写一部《安德鲁历险记》，相信也一定畅销。 他17岁在新西兰参加海军，20岁去了澳大利亚。他的生活一直随遇而安。1988年因为一张廉价机票，他去厦门转了一圈，着迷中国功夫的他还特意去了趟武当山。他曾在台湾住过半年，坐火车从亚洲一路到莫斯科，再从俄罗斯去了西欧。 他从英国来到法国，在那里成了一名外籍雇佣军。他跟随部队在圭亚那、苏里南、加蓬等南美和非洲国家执行任务，退役后又开始周游东南亚。 他来到柬埔寨最初的一年里，每天只做一件事：喝酒。他喜欢这个地方，“生活成本低、热闹、炎热。”在他眼里，世界上东南亚人生活得最开心，容易满足，喜欢微笑。 他在柬埔寨干过各种营生：在村庄开办教英语的小学校，买下一个农场养猪、种树苗，组织柬埔寨的橄榄球和滑水运动，经营体育用品生意，也包括这家Billabong酒店。 本来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排雷兵宿舍，Andrew把它改造成小酒店，花园里碧蓝的小泳池精致漂亮，房间被一片民舍包围，孩子的哭声、鸡啼犬吠都隐约可闻。 我们到Billabong的晚上经过金边广场，男男女女如潮水般聚集在一个露天舞台下，80年代明星打扮的柬埔寨歌手们在台上蹦蹦跳跳，高功率的功放把柬埔寨流行乐传送很远。女孩坐在男友摩托车的后座上，快活地吹着燥热的晚风。 而在附近洞里萨河畔的小酒馆里，各国旅行者懒洋洋地听着爵士乐，喝着冰啤，挽着当地情人的纤手。不同人的轨迹，在同一座城市中平行，看似无关，却偶尔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