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特角城：派对开始了

乌拉圭埃斯特角城（Punta del Este）原为一个安静的渔村，1950年代成为拉丁美洲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同哈瓦那和圣胡安（San Juan）不相上下。在历经独裁统治和经济萧条之后，如今埃斯特角城正吸引着富豪们的视线。 文/奥拉西奥•席尔瓦（Horacio Silva） 编译/王剑 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的郊区，我的出生也许如同塌方时泥块崩落一般毫不起眼，但是我一直将避暑胜地埃斯特角城视为一个“上流社会人士”粗俗的聚会天堂。这些上流社会人士包括“乌拉圭垃圾”——我那些俗气的同胞们、腰缠万贯却毫无品位的巴西人以及阿根廷的名流富豪，他们一会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会儿在埃斯特角城避暑，翻阅《Gente》这类社交杂志的派对版面。 1970年代初我们全家移民离开了乌拉圭，数月后，民选政府为军人政权所取代，使这个国家后来遭受10多年的蹂躏。我常开玩笑说当时我是一个年仅六岁的持不同政见者，从保留至今的一张当时在机场拍的照片看，我身着旅行装，手持粉色男式包，脸上毫无惧色。那时我父母选择搬离这个国家真是万幸。和我一样有着天然黝黑肤色（这种肤色正是那些迷恋阳光的人来到埃斯特角城想要获得的东西）的母亲既没钱也不出名，我对这个地方没有好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个故事，当时她和姊妹们存下点钱，就赶到埃斯特角城欢度周末，结果沙滩上的那些白人妇女一见到这几个十多岁的黑白混血儿经过，就拼命抓紧手袋纷纷躲开她们。有的故事版本把那些老得不能再老的丑婆娘穿的露胸装嘲讽为“陈旧的皮质马鞍”；另外一些版本说到最后就只剩下让人无法启齿的谩骂声了。无论怎样，这些故事传递出的信息是相同的，那就是埃斯特角城是“罪恶”的，应该被摧毁。 2002年3月，我带着些许渴望终于和父母一起回到了乌拉圭。当我们到达蒙得维的亚时，首都的变化让我们心情颇为压抑。二战后，乌拉圭曾被誉为“南美小瑞士”，而如今的蒙得维的亚只有那些千疮百孔、风格各异的建筑提醒人们这座城市曾经拥有的魅力。但城里的商业街以及当地民众那种乐观的精神还是深深打动了我。不如趁此机会去埃斯特角城走走，毕竟我已经长大，知道所谓的“罪恶”有时也有有趣的一面。不管我母亲乐意不乐意，她也和我一起回到了那里。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母亲喜欢这里如同她钟爱奶油糖一般，当然她还得庆幸自己的儿子能在时尚行业工作，因为她的手袋可比当地沙滩上任何一款都要别致得多。正如母亲的态度有所变化一样，埃斯特角城的变化也很大。尽管我们抵达时旅游旺季还未结束，但显然乌拉圭那些还算富裕的邻国（特别是阿根廷）在2001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还是影响到了那些原本挥金如土的派对名流们。据当地人说，平常乐声震耳的迪斯科韵律听不到了，夏季黄金地段的派对场地租金从最高时每月4万美金跌入了创纪录的低谷；曾经人满为患的餐馆和酒吧如今门可罗雀，客人就像蔬菜一样稀缺。 由于通宵达旦的派对明显减少，人们只好在半岛的美景中寻求乐趣。半岛的一侧是大西洋，另一侧是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人们可以懒洋洋地躺在白色沙滩上打个盹，也可以在四周沙丘的怀抱中闲庭信步，或者欣赏河对岸的日落。 也许埃斯特角城的复兴是必然的。经历了1950年代的历史性变革，它已从一个宁静的渔村发展成为南美很有吸引力的城市，少有颓废放纵的气氛，但魅力却丝毫不减，堪与哈瓦那和圣胡安相提并论。大约在我重返埃斯特角城的后一年，我开始听说很多喜欢享受的比基尼一族正纷纷重返埃斯特角城，其中有超级名模内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和杜兰杜兰（Duran Duran）乐队主唱西蒙•勒邦（Simon Le Bon）。所以，我又只身回去，想看看这座城市是否真的又重新焕发了青春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