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乌托邦 迷思&消失

消失

建筑尚未消失，而人的出走才是社区衰落的开始。无论是创意园区还是艺术村落，两者之间显著的特点便是“特定人群的进驻”，这种或被吸引或自发的落脚，才有了社区形成的根本。2011年，上海人、摄影师马良从威海路696创意园出走，将工作室搬到了松江泗泾，过起了他口中“离群索居”的生活。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境，也不是上海一地的困境，当艺术村落或是创意园区成为开发商眼中的“肥肉”时，临时落脚的艺术家、创意人只能选择拍屁股走人。这只不过是全国无数同类园区的缩影，没有情感的投入，单纯的入侵，然后栖居，创意园区从来不曾真正成为创意人的归宿，而等待它们的只有最终被不断扩张的城市吞没而消失的命运。



“登锟艳去苏州当和尚了。”这便是此刻在电脑上搜索登锟艳这个名字的时候，唯一得出的近况。且不论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但这个在上海奋斗了数十年，凭借一己之力为苏州河南岸日式建筑的保存与改造摇旗呐喊，曾经获得联合国嘉奖的理想主义者，还是离开了。现在，曾经的上海滨江创意产业园早已人去楼空，一片萧条。有人将登锟艳的落寞归咎于他不擅与人打交道，他在沪上成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对媒体抱持着一种戒备的态度。但真实的原因，则可能是每个投身创意产业的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金钱与理想之间的矛盾。

无独有偶，马良搬离威海路696之际，整个创意园区的艺术家都被下了“逐客令”。当威海路696还不为人知的时候，包括他在内的一批艺术家成为了首批进驻者。昔日弄堂门口的那块牌子上，介绍了艺术家们是如何聚集到这里，让这个从前生产晶体管的元件五厂变身为艺术区。可是物业方突然的一纸“逐客令”，却让这些曾有的骄傲演变成今日的尴尬。如今的696早已风华不再，被游客和贩卖纪念品的小商铺所占据。

创意园区，这个曾经头顶光环的概念，现在也正经历着转型的尴尬，而在这份尴尬中，藏着的便是“商业至上”的隐忧。鲜为人知的地方因艺术家聚集而走红后，房东就开始涨租金，直到艺术家负担不起了退租，而新来的进驻者则为了利润而彻底地做起了生意。这一点尤其在那些自发形成的创意区愈发明显。在一份关于上海创意园区的调查中，曾对比过国外创意区和国内的不同，“在国外，创意园区最初是艺术家聚集起来，自发形成的。没有机构或个人给那些SOHO下经济指标。而在上海，创意园区从来就不是个纯艺术的地方，一旦稍有人气，就被期望承担‘工业旅游景点’的义务，为GDP作贡献。”这并不是上海一地的境遇，在北京的宋庄，深圳的华侨城都“变味了”。



而在北京，早年的“圆明园画家村”曾催生出一批以方力钧、岳敏君为代表的“圆明园画派”，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被当地人称为“乱七八糟、无法接受”的一群人，最终这种杂乱无序的状态被彻底地清理。而之后的宋庄，虽然成形于文化产业的蜜月期，但在当地大多数村民眼中，他们仅仅是租客，是“在外面赚了大钱的人”。而随后哄动一时的“宋庄房讼案”，更是让这些画家自发形成的艺术村落，深陷利益的纠葛。

如何让创意园区、艺术村落摆脱被消失的命运，来自政府机构的扶持也许是一条出路，但这最终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当商业和艺术不能取得平衡时，艺术家们最终还是只能落到“红了就搬”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境地，正如艺术家卯丁所说的“以画家的姿态关注乡村并没有深度”，单纯的租住、无序地“占领”并不能为创意人找到最终归宿，以社会人的角度融入社区，最终引导园区向社区过渡也许是另一条两全其美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