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验

翌日，Kislyak在C-17上扮演了最终使大使们之间的坚冰融化的角色。这件事发生在2.8万英尺的高空上，当时爱说笑话、爱抽雪茄的格鲁吉亚 大使Temuri Yakobashvili向同机乘客宣布，他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对大家说“好消息是，我带来了杯子；坏消息是，俄罗斯人仍然占据着我国20%的领土，”他 说着，猛喝了一口随身带着的上好的格鲁吉亚香槟，还乐呵呵地四处斟酒，其中也包括Kislyak，后者粲然一笑，坦然接受，然后便埋头读起了George Kennan的《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Tent life in Siberia），作者是George F. Kennan的远方堂弟，而此人正是确立美国“牵制”苏联政策的始作俑者。

C-17降落在了Barrow村，那是阿拉斯加原住民因纽特人的 村落，距北极圈以北300多英里（是西半球最北端的定居点），此时大家都已打成了一片。早晨Conoco Phillips公司的代表驾车载着外交官在无垠的Prudhoe Bay油田绕了一圈，在穿越阿拉斯加全境的输油管前来了张合影。现在都算是自己人了。

国 务院之所以把Barrow村放于行程中，是出于尊重，因为如果这样的行程其目的是为了体现“真实的美国”的话，那这儿就是原汁原味的版本。4000村民中 近500人都跑来看从冈比亚和黑山之类远在天边的地方过来的游客。市长Edward S. Itta跳了段传统舞蹈，和冰岛大使Hjalmar W. Hannesson有了共同语言，因为他们都对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捕猎限制措施颇为关心。后来端上了大餐，其中就有mikigaq，熏鲸鱼肉。

这 一个小时令人难忘，因为尽管阿拉斯加土著人由于1971年的《阿拉斯加土著人权利法案》而相对变得富裕，但Barrow村的看点仍旧不多。虽然安装了室内 暖气和热水，但这在许多乡村还很罕见，定居点仍显得无序、颓败。破旧的机器到处可见。这儿还是老样子。这种真实感颇受大使们的欢迎，他们对这个地方谈个不 停，谈它的不协调，谈他们受到的真诚欢迎。

从那时起，就真正开始了度假的感觉。官僚的身体语言软化了，黑莓手机逐渐消声。回到南部的Kenai半岛后，招待大使们坐船游览Resurrection湾。驼背鲸弹着尾翼，海狮在岸上叫唤，海豚在湛蓝如幻的海水中玩着捉迷藏。

表面上一脸休闲的乌克兰大使Olexander Motsyk扶着船栏望着大海，告诉我阿拉斯加乡间或许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地方。

然 后，他出其不意地拍了拍我的胳膊，说：“我来说个笑话，是苏联时代的……有个年轻人从西伯利亚来，是个非常非常小的镇子……叫斯库克图伏卡，意思是这地方 连上帝都忘了。男孩被送到莫斯科上学。老师问他：‘对我们说说看你对列宁了解多少。’男孩说他从来没听说过列宁。这不可能啊。怎么会有人没听说过列宁呢？ 老师问男孩，‘那你了解十月革命吗？’男孩说他对十月革命一无所知。‘那卡尔•马克思呢？’男孩又说他不知道。于是班里每个人都以为，这小子肯定会挨罚， 会被送到古拉格去。但老师只是问男孩来自什么地方。男孩就告诉了他。斯库克图伏卡。老师望着窗外说：‘说不定我也会搬到斯库克图伏卡去吧。’”

说完，乌克兰大使又打量起这片风景。“或许我们大家都在寻找这个斯库克图伏卡，寻找一片听不到那些胡言乱语的地方。或许，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天堂，要是天堂也下雪的话。”

返 回安克雷奇时，是乘火车。阿拉斯加的招待委员会请来一个乐队助兴，端上菜，酒随意喝，太阳穿过观景车厢顶上的玻璃熠熠生辉。智利大使Arturo Fermandois很和蔼，很想表演一番，遂提出要跟乐队坐在一起，他唱起了约翰•丹佛1971年的名曲《乡村路，带我回家》，浑厚的嗓音差点把房子掀 翻。由于无论是特立尼达还是爱沙尼亚，几乎所有在座的人都听过这首歌，所以大家都同声唱了起来。听着这欢快的歌声，或许还会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 撇开石油和全球资本不谈，美国最具持久力的产品肯定就是音乐、流行文化等。午夜时分，日照当空，知己相聚，恰逢其时，文化帝国主义轻易地就变质成了放诸四 海而皆准的东西。这不由让人心生疑惑：联合国为何就不能这样呢？

Mark Jacobson， 回忆录《灯罩》 (The Lampshade) 一书的者， 《纽约》杂志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