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雅谈

南希·米尔福德（Nancy Milford）曾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学教书，她为我们呈现出了土耳其急剧变幻的社会中的文学图景。

图/贾斯珀·詹姆斯（Jasper James）、编译/张竝

我 从纽约飞至伊斯坦布尔参加在博阿兹什大学（Boğaziçi University）举办的一个文学研讨会。1990年代后期，我作为富布赖特基金会访问学者在这个大学呆过。那天坐的出租车看上去特别眼熟，后来才知 它是1950年代的雪佛莱 Bel Air ——那年头，我还在美国中西部地区上高中呢。我们在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大路上疾驰，沿岸是马尔马拉海，这条路已历经数十的世纪风雨，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 就曾描写过这条古道。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该路便以他命名。如今，马尔马拉海上满是船体锈迹斑斑的货船，它们好比随手抛弃的玩具般漂浮着。我们绕过蓝色清真 寺中形如新月的托普卡皮宫时，仅能望见索菲娅大教堂的尖顶。皇宫内的花园和闺苑在清晨清冽的空气中熟睡着。当我们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贝贝克高尚住宅区 时，正好驶上了一条极陡的马路，所有人都叫它“通往博阿兹什大学的曲里拐弯之路”。一名年轻的女研究生将柠檬香水撒在我的手中，以此种传统方式来迎接我。 “你好，南希夫人！（Merhaba，Nancy Hanim）”她微笑着说道。

大学高耸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畔，四周绿草如茵，宛如普林斯 顿大学。不过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该大学的创办者赛勒斯·哈姆林就是美国人，19世纪时该校名为罗伯特学院，由美国理事会管理。1971年，理事会无力使学 校正常运转，土耳其政府便将其接管过来，现在它已成了土耳其最著名的国立大学。我就是在这儿教授美国文学、英语写作的，并遇见了几位如今蜚声文坛的作家。 我在大学的时候，未曾遇见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rmuk），不过他的兄弟在那儿教书。我还遇见了莫琳·弗里利（Maureen Freely），她的父亲约翰·弗里利自1960年代移居至该国起便是土耳其美国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莫琳翻译了帕慕克的作品，并陪伴他到斯德哥尔摩领取 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称她的新小说《启蒙》（Enlightenment）“具有康拉德式的风格，对伊斯坦布尔做了精致的描述，那儿的传统总是伴随着我 们。”

贝贝克酒店中洋溢着浓郁的传统氛围。它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风景如画的海湾边缘，俄罗斯、东欧、黑海和克里米亚的大型货船昼夜不息静 悄悄地滑过海面。翌日凌晨4：30，贝贝克清真寺宣礼员歌咏般的宣礼声开始召唤虔诚的信徒早祷。此时，小亚细亚大陆上，太阳尚未穿越海峡升腾而起，这样的 时光最为美好，安纳托利亚的一日之晨也正是始于此刻。从阳台远眺，唯一可见的活物只有奥斯曼帝国羽毛光洁的黑乌鸦，它们在下面的防波堤上昂首阔步，肩头的 灰色羽毛犹如军服披肩，正守卫着奥斯曼的殿宇。

时刻尚早，酒店的早餐时间还未开始，于是我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岸步行至鲁梅利堡的硕大石 墙处，它是一座宏伟的堡垒，1452年由穆罕默德大帝下令建成，此前一年他已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在路上我遇到两个睡眼惺忪的渔夫，他们戴 着羊毛帽，将冒着热气的茶倒入郁金香形的玻璃杯，杯中已斟了半杯土耳其白兰地。他们身旁的小木凳上搁着盘子，上面盛着黑色和绿色的橄榄以及白色奶酪块，木 凳边搁着钓竿和渔具。

后来，我去拜访了一位同事，她就住在鲁梅利堡附近，曾在贝贝克大学教书，那是我在博阿兹什大学教书整整十年前的事了。 由于近年法英两国围绕穆斯林女性是否应该佩戴头巾问题众说纷纭，我便问她的那些伊斯坦布尔女学生有何反应。她笑着说：“我想她们最关心头巾的品牌是不是爱 马仕。”而十年前在一名虔诚的女学生听我的美国文学课时，我发现博阿兹什大学针对是否佩戴头巾的反应极为不同。这女孩特别聪明，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奉行世 俗化政策的土耳其，公立学校是禁戴头巾的。她的父亲是伊玛姆，尽管让她做我的学生我从未后悔过，但我当时对土耳其来之不易的世俗化政策却是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