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乌托邦 迷思&消失

社区，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解释为“有共同文化的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群”。讨论社区，我们的着眼点在“归属感”3个字上，是什么赋予人们这种强烈的情感纽带，又是什么驱动社区的聚合？因此，无论是艺术村落、创意园区，或是新农村建设，我们希望从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发掘到将这种虚化的感情落于实处的细节。

讨论将聚焦于作为社区不可缺的公共空间与其中生活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在这里，“人”既是单个的存在，同样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同时，我们也试图探讨社区架构对于人的反作用力，正如同在虚拟世界中建设的那些社区以吸引入驻者一样。在人与社区的互动中，到底是人驱动社区，还是社区驱动人，请随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迷思

在当代中国，社区是一个被反复提到并讨论的话题，未来中国式的社区应该怎么样，先行者们早已有过无数的试验，但有趣的是，这些试验几乎从不打着“社区”的名号展开，也许更为宏大的题材才适合这些有着“鸿鹄之志”的工程，但我们则更倾向于它们对于当地社区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抛开“人治”，从最表象的建筑谈起，看当代的设计者们有着怎样的迷茫和希望？



一个建筑师心中的“北京2050”

早在2006年，建筑师马岩松曾开展过一个有趣的项目——“北京2050”，因为太过理想化而在国内无人赞助，项目最终选择在当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登台亮相。项目中，他选取了两个最经典的北京元素——天安门与胡同，重新诠释出自己对于城市以及老百姓生活的理解。

在构想中，2050年的天安门广场变身为城市中心巨大的森林公园，大量的城市文化设施被放置在地下与便捷的交通相连，国家大剧院被藏在了一个“景山”中。如此，广场便成为人们每天都愿意来参与的城市空间，不仅是文化中心，也是北京城中心最大的绿肺。而在构想的另一部分——“胡同泡泡”中，一个个折射出五彩阳光的金属泡泡被填充进未来的市井胡同。在马岩松看来，面对源自城市细胞——“胡同”的衰退与滥用，需要从生活的层面去改变现实。这种改变不一定要采取大尺度的重建，而是可以插入一些小尺度的元素，像磁铁一样去更新生活条件、激活邻里关系；与其他的老房子相得益彰，给各自以生命。2050年的胡同在乎人的生活，而不仅是在乎传统的形式。



这个稍显天马行空的构想，虽然不及那座耸立于大草原上的“外星来客”——鄂尔多斯博物馆，那样受人瞩目，却让人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在这里，建筑不再仅仅是权利的象征、温饱的基础，而被赋予适应多种生活需求，以及带动整个社区复苏的功能意义。

当梦想照进现实

而就在我们策划专题的同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正上演着一出名为“止赎：再造美国梦之家”的展览，主办方邀请到5家知名建筑师事务所试图打造出5种不同的郊区社区生活。虽然展览的预设很美好，但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还是给予：“很不幸，它给人的印象却是困惑与眩晕的混杂感。”这样的评价。在作为展览蓝本的，由策展人哥伦比亚大学布尔中心主任莱恩霍德・马丁与同事所撰写的“布尔假设”中，他们这样写道：“作为立论的基础，美国梦的改变在于空间的排列组合、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以及介于城镇和都市之间的服务与活动的混合。”

在WORKac建筑事务所为俄勒冈州郊区的科泽尔（Keizer）所作的设想中，高层建筑由独立的尖顶房屋堆砌而成——尖顶房这种乏味的郊区建筑样式变成了一座海市蜃楼般的塔。小山上有坡路环绕，穿过山腰上一排排堆叠整洁的房屋，商业、零售业和公共交通、步行道等被混杂组合，形成一个立体的公共空间；而纽约MOS建筑事务所提出的方案，竟然是在新泽西州奥兰治的马路上堆满新建筑。整区的新结构会有很多弯曲的墙体以使潜伏在角落的人藏身无处。没有传统的街道，只有供骑车和散步人士用的小道。也许这些设计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幼稚与可笑，但却为未来的社区建造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在公共空间和个体空间之间取得平衡，重塑社区内部的交流模式，是未来社区设计者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公共vs.个体

如果仅从建筑功用上进行划分，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是组成社区的两大基本要素。在Wikipedia的解释中，公共空间“是一个不限于经济或社会条件，任何人都有权进入的地方”。在这里，公共空间并不完全等同于开放空间，而仅仅泛指通常意义上开放和可自由进出的社交、集会场所。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Dieter Hassenpflug教授曾这样解析中国社会对于空间的理解，“在中国城市，开放空间与封闭的空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主要因为人们非常有家庭观念，他们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社区或者集体，而很少凸显自己的个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而崛起的中产阶级，让公共空间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体现。”“但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很模糊，它们相互渗透、重叠。”

作为社区形成的基石，公共空间是维系社区的纽带，如中国古代的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它强化了人的归属感与参与感，如族谱修订或祭祀。同时，人们需要遵守某种约定的习俗，以及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欧宁还是胡项城，都将公共空间的再造当作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规划。



在欧宁的碧山共同体计划中，“丰年祭”和“猪栏酒吧”曾被寄予打开彼此隔阂的希望。2011年8月由欧宁、左靖、郑小光、寒玉等人策划的“碧山丰年祭”，碧山村居民全体出动，演出、唱歌、放露天电影，来自海内外的建筑师、艺术家、文化人则齐聚探讨新农村建设的各类问题。而祠堂，这个曾经在旧时农村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场所，则在这两群截然不同的人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生命。

“我之所以把开幕式的举办地选在祠堂，只是看中了它的物理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欧宁解释道，“作为一种祖先崇拜的孓遗，祠堂通常与血缘有一定关联，而如今祠堂里的内容已经被抽离，我们正好可以填入新的内容。”而在上海，胡项城则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打开本地人与改造者交流的通道。

“家园不是单纯的建筑，家园是由无形的仪式、行为和物质共同构成的。仪式空间的打造以及公共图书馆等一系列项目，都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一部分。”曾经的厂房被改造成礼堂，人们可以选择在这里举办婚礼、成人礼或是小孩出生后的开蒙等仪式。而另外，礼堂外由他们牵头捐赠的戏台，则试图复原传统的农村文化生活。

开放vs.封闭

作为建筑先行的例证——“集群建筑”设计，虽然有着成为社区的外壳，可缺少成为社区的内在。在中国，集群建筑似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最为著名的案例是由SOHO中国开发的“长城脚下的公社”，但这也只有被改为旅馆的命运。更多时候，如金华的“建筑公园”，或是西溪湿地、鄂尔多斯，一批批在国际上功成名就的建筑师将自己的设计天才集结展示，却最终荒废。



同样是搭台唱戏，集群建筑在中国遭遇的尴尬是前所未有的，而早在1927年当时的“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所设计建造的魏森霍夫试验住宅区（Weissenhof Siedlung），就已经将“融合”当作自身的目标，在一份由联盟主席布鲁克曼和劳顿施拉格共同签署的声明中突出强调，“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去建设所谓的‘展览建筑’或是豪华住所，所有住房皆应根据斯图加特市最为急迫的需求来加以设计和建造，也就是说，要面向那些中低阶层的住户。”这也许是这些社区至今未被荒废的其中一个真实原因。



而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中国社区长久以来的封闭性，在今天的中国，超过90﹪的居民居住在封闭的，“院落型“的社区空间中。这些设计单一并且社会同质度高的社区，其内部的房屋建筑往往环绕着开放空间的院子依次铺开，如同被拔高的“四合院”。这与国外的开放式社区截然相反。同样，这种封闭的空间模式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在街道上跳交谊舞，而欧洲人就会觉得尴尬”了。当我们再次回顾那些如天外来客般降落在田间乡野的建筑时，我们看到的是这些过于强调设计师个性和观点的建造，内在的联系是如此薄弱，将地块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这与中国社区内统一的建筑风格大相迳庭。即便是如金华建筑公园那样试图将每一栋建筑都冠上如茶室、冰激凌报亭等等相应的名头以形成内在的联系，却因为本身缺乏统一的规划，而让本地人望而却步。人们情愿到桥边的空地上搭帐篷，或是在家门口支上一张四方桌打麻将，也不愿意到这些造型奇特的建筑内点上一杯泛着泡沫的咖啡。这些过于开放式的，城市化的景观营造，似乎为之前由艺术家领军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绝佳的反面例证，这不是重塑反而更像是一种割裂，一种独立于周围环境的存在，当城市化借助公园，这一仅存在于城市中的规划概念，意图渗入时，却尴尬地发现其所撑开的裂缝狭小得无法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