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所探源

如今市面上流行的许多“新事物”，其实都能在旧时找到其踪迹。比如会所。

何为会所，尽管人们对此多有议论，但似乎并无统一标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会所是“指某些住宅小区等设立的提供健身、休闲、社交、娱乐等服务的处所。”显然，这一定义并不全面，因为现时许多“高级会所”或“私人会所”既非住宅小区设立，提供的服务也不只上面几项，起码还要有好吃好喝，不然就得歇菜。

大体而言，会所，首先要有“所”，即固定的活动场所，不能四处打游飞，否则就成了流窜；还要有固定的活动项目即“会”，内容以休闲为主包括饮宴，因而商议国家企业大事的地方不在会所之列，属于政事堂、军机处、六部衙门或董事局之类。高级会所还有一项额外标准，就是参加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高官富贾自然是上上之选，顶不济，也得有顶“青年才俊”、“社会贤达”之类的帽子，一般人等，是难入其门的。

以此三项标准衡量，中国早年间还真能找到“会所”的影子，虽则名称不同。三千多年前周代的“乡饮”便是其中之一。乡饮的全称为“乡饮酒礼”，这简单的四个字将会所的三要素囊括无遗。活动的场所，是当时的乡校；活动的内容，是饮酒吃喝；而参加者大都是有头有脸的地方名流。因为乡饮是官方审定的“礼”的一部分，而礼不下庶人是基本的准则。

乡饮酒礼最初的名目很多。乡校学生三年学成结业，从中选拔优秀人才向上面推荐，要喝酒庆贺；一乡之中的贤者，要召集起来表彰一下，也要喝点小酒；乡里七老八十身体康健者，也要时不时由官员出面宴请一番，以示尊老敬老。各类乡饮的规矩不尽相同。像推荐人才的乡饮，往往还要举办射箭比赛，这在当时也算是士子们的必修课，耆老赴宴则免了这道程序，因为这些人不要说弯弓射大雕，连小鸡子都够不着，拿得动的只有拐杖了。

耆老吃饭喝酒的规矩是论资排辈，以齿为序。六十岁以上的可以坐着享用大餐，五十岁的只能站着伺候老者，自己过后再说。其伙食标准也随年龄而不同：“六十岁者三豆，七十岁者四豆，八十岁者五豆，九十岁者六豆。”这个豆，并非红豆黄豆黑豆绿豆，而是一种木制的礼器，在祭祀或宴会时用来盛放食物。按照常理，九十岁的老老头儿比六十岁的老头儿饭量要小，但是其“豆”却多了一倍，如此一来岂不要把老老头儿们撑坏了？不过，这等规定自有其道理，执政者把这些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的老头儿们纠集到一块儿吃饭饮酒，主要是做给其他人看的，想在全社会提倡尊老敬老风气，至于这些人肚子的承受能力如何，并不在考虑之列。《礼记•乡饮酒义》对此说得很明白：“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不过，要保障国家安定，仅仅找老头们吃两顿饭未必够用，还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有效些。

乡饮酒礼存在了几千年，直到清代中期才算完结。其原因很简单，政府没钱办这项活动了。道光二十三年清廷下令：“各省额设乡饮酒礼银两一款，嗣后全数解司预拨充饷。”道光二十三年是公元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打了败仗的朝廷压缩其他开支以加强军备应对强敌，也属无奈之举。同一道诏令还明确指出：“如各属有愿循故事以崇礼让者，即由该地方官捐廉备办，仍照例于年终各属充乡饮各宾姓名、年岁、籍贯，汇册咨部。”让官员自掏腰包倡导礼教，其后果不必多说。

其实，乡饮虽属公款吃喝，但支出很有限，一个州县，多的时候一年不过二十两银子，少的连一两都不到。例如地处陕南山区的镇安县，由于文教不昌，长期不曾举办乡饮，后来此地来了一个名叫聂焘的新县令，在乾隆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连续举行乡饮酒礼，每年“春秋两次乡饮额共开销地丁银三钱四分零。”虽然花钱不多，但此举对改良社会风气发挥了很好作用，因而聂焘的事迹还被载入县志。据推算，清代全国各州县一年乡饮酒礼的开销也就是四、五万两银子，朝廷连这点儿“芝麻”都不放过，这日子确实快到头了。

除了官办的乡饮外，中国过去还有不少民办的会所，唐朝中期由新科进士发起的“曲江宴”就是一例。曲江宴其实是一系列宴饮和联欢活动，包括谢师、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牡丹、月灯打球、看佛牙、关宴和湖上泛舟、雁塔题名等各种名堂，因其举办地点多在长安东南的曲江岸边，故名曲江宴或曲江会。每年二月，是录取进士的放榜时节，参加科考的两千多名举子，能成为进士的只有三十人左右，这些人从此有资格进入宦途，当好官或是当坏官，发大财或是发小财，自然需要好好庆祝一番。

新科进士举办宴饮的地点通常在曲江旁的杏园，因而也称“杏园宴”。 唐代的刘沦写过一首《及第后宴曲江》的诗，内云：“及第新春造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雾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附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阳香车似水流。”其中便明确指出了进士宴饮的地点。杏园宴又称探花宴，因为其间要推选两名年轻英俊的进士充当探花使，骑马遍游曲江附近乃至长安各大名园，寻觅名花并采摘回来，供大家欣赏品评。看来当时的进士还很正统，因为所探之花还是花，并非别的名堂。

唐代还有专门机构操持新科进士的宴会，名曰“进士团”，团里有首领，还有自称“所由”的帮办。所由，本来是唐代对府县一级官员的别称，不料却被这些操办吃喝玩乐的杂役盗用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这些进士日后不少人都能挣蹦到地厅级、省部级甚至更高位置，弄几个山寨版县团级的杂役当差服务，也不为过。

综合来看，曲江会所具备的基本要素，已经十分接近今天的高级会所：有固定的举办场所——杏园，有固定的休闲活动——饮宴娱乐，有限制严格的会员——新科进士，还有操办活动的专门机构——进士团，只是当时似乎还没有入会费一说。

据记载，曲江会的活动一直要持续数月，从初春直到仲夏，待到朝廷正式把新科进士们分配到不同工作岗位后，才算结束。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候补官员几个月中的吃吃喝喝，谁来买单？有学者考证，其中的闻喜宴是由朝廷拨款举办的，以奖掖这些出类拔萃的学子，另外皇上有时还会将自己吃的红绫饼赏赐给进士们尝鲜，每人一枚，再吃没有。其余宴饮娱乐活动，则由进士们“醵资”举办，即自掏腰包打平伙。由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几个月的吃吃喝喝，花销绝不会少，新科进士是没有薪俸的，尽管其中可能有官二代，能够由老爹付款，但毕竟还会有家境贫寒者，他们的花费从何而来？是由进士团垫付，还是有什么“官场接班人风投基金”提供资助，日后再还？弄不清楚。

古往今来的许多事情，想要弄弄清楚都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