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旅行 忏悔录

当费城的夏洛特· 德雷克·马丁内斯·卡尔戴萨夫人入住泰坦尼克号B 51-55套间时，她随身带了14只行李箱，4只手提箱，3板条箱杂物行李，70件裙装，38条围巾，10件毛皮大衣和91副手套。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卡尔戴萨夫人在3号救生艇上得救了，她的申报足足有18页，要求白星邮轮公司保险赔付，以便为失落的貂皮大衣和那些消失的面纱和遮阳伞寻求赔偿。

卡尔戴萨夫人之所以需要带这么多东西，有个理由：她那个时代的时尚女性会不断地变换行头，晚餐，舞会，购物，都得不停地穿上脱下，甚至还得穿上精致的茶会礼服，虽然这种衣服几乎从不见天日，但哪怕在客厅里坐坐，也得穿上。

命运使然，我只要一上路，也会想要买各种各样衣服。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经常去欧洲参加什么两年一次时尚秀，我的同事们得像爱德华时期的主妇那样不停地换行头（她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她们会不会用联邦快递将Goyard的行李箱快递到克里庸酒店呢？每天都会溜到乐篷马歇百货公司买东西，把酒店的衣橱塞满？），还因为很难把我的个人风格叫做极简主义——事实上，我就是喜欢蓬松的长裙和层层叠叠的衬裙。我的口味很不传统（其实，只要你买了粉色缀片紧身连衣裙和猩红色丝绒大衣的话，你也会重口味的）。

我敢肯定的是，卡尔戴萨夫人有套打包的方法，而我呢，经过几十年来的屡败屡试，也总算琢磨出了一套细致的打包法。首先，要确定别让自己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为伍，因为那些人说自己6个月玩12个国家首都，只带两条黑裤子和一件T恤，还说自己能用围巾变魔术。其实，我的情况正好相反：不管是去丹吉尔的跳蚤市场，还是莫斯科的夜总会，哪怕带的东西再多，里面一般都不会放什么好东西。

我不管什么时候查包里的东西是否少了时，都会觉得到了世界的另一端，这包肯定会被人动过，所以我只愿意带些香波之类不值钱的玩意儿，可这样一来，我的困境就大大地加剧了。我再来说得清楚点：我想让家里的衣橱塞满许多不可替代的艺术品，而不仅仅是一些可以穿戴的东西。就算我的行李从来没跑丢过，也绝不可能减轻我的这种恐惧—— 其实，这样只是让我更加确信，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和我作对，下一次旅行，行李肯定会出大岔子。

由于手提行李太重，所以我就不得不想出让人很是尴尬的策略。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你总会看到我穿着厚衣服，蹒跚着朝防盗门走去，身上穿两条裙子和一条复古衬裙，外面再罩件外套，这么做也就想多偷带几件衣服上飞机。可是穿这么多，必然会让我走上一遍又让人害臊，又让人难堪的安检程序，说不定我的行李里藏了整整一座军火库呢。

把你穿着Fogal牌袜子的脚放到两只脏兮兮的黄色橡胶足印上，等着一个陌生人把她的手伸进你的裙子，从头到脚拍你的身体，看有没有粉末状的物体掉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堪的吗？绝不会有！当我往前走去，坐在X光机前的TSA的员工按下“乘客注意”的发声按钮时，我只是笑了笑。为了不致搜身，他们同意我先去趟洗手间，我在里面褪下好几层衣服，把它们塞进一只看上去有点像“手提行李”的大号传送箱里，希望这么少的衣服能让我轻松通关。唉，也就一半时间能奏效。“谢谢你的安全合作！”当保安意识到我的裙子底下除了另一条裙子之外，什么都没有时，我哭了。

至少，现在冲向洗手间时，我再也不会气喘吁吁了。好几年来，我一直带一只旧的LV行李包去里维埃拉，觉得这包让我看上去很像1920年代的萨拉·墨菲，就算挎包挎得肩膀脱臼，我也在所不惜。我再来说说以前的一个很愚蠢的做法，虽然当时我还觉得挺有道理的——我买了辆装行李包的折叠式金属推车，用弹力绳把包固定住，然后就拖着这个怪物在机场里到处跑。当然，到了机舱口，我就得把这装置给拆下来，拖着车子和100磅重的行李包走过走廊，从别人的脚趾旁滚过，好不容易才来到尽头深处的座位。

“买带轮子的箱子吧！”我妈这么说都有好几年了。“看看人家空乘，拖着个小滑轮箱，多有型啊！”但每次一想到这个解决方法，某个时尚摄影师的话就会言犹在耳。“不要买滑轮箱，”他低声咕哝道，让人很不舒服。“拖着这种箱子，走起路来姿势会很难看的！”不管姿势难不难看，我最后还是妥协了，结果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我对Rimowa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款创意独具的品牌用的都是高科技（也许也就轮子用了高科技？），结果在机场里走起路来特顺畅。并不仅仅是使用方便——包上的平顶层，可用来放可扩展式Longchamp包（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李创意），而Longchamp里可以塞些买时觉得很漂亮，现在却再也用不上的时尚饰品。不过，那是后话了。

我要是有时间，就会乘船旅行，这样就能解决我的问题。你可以在船上带数不胜数的箱子，看上去就像从老电影里出来似的。冠达邮轮的白星船运服务可将你的行李快速带到船上——想带多少，就带多少——只要你住的特等舱里放得下。哪怕这个想法有多诱人，但实用性还是差了点：我通常都得8小时到一个地方，而不是花8天时间。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不用再担惊受怕，就算我的箱子被从我手里夺走，自行飞往某个遥远的港口，也不会迷路？

我那些恼羞成怒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堵在安检的另一头等着我，委婉地说希望我要是稍稍改变一下风格就好了。可尽管有这么多不方便，我仍旧我行我素。只是当我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穿得这么累赘，而其他那些乘客却穿得简简单单，活蹦乱跳时，穿得累赘的另一个未受人重视的长处也就随之跃入了眼帘。有一年，在去维也纳参加Life Ball慈善舞会的途中，我发现纽约夜场的争议人物阿曼达·勒波尔竟然穿了曲线毕露的缎面长裙，脚蹬高不可攀的细高跟鞋，端着捐款箱风驰电掣般转来转去。她看上去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啊！虽然她看上去颇有1950年代简·曼斯菲尔德的风韵，我的装束更像米妮鼠，但我们犹如共谋者，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如果你透过喇叭咋咋呼呼的声音仔细听，差不多就能听见卡尔戴萨夫人的灵魂在说话，她着一身蕾丝边层层叠叠的茶会礼服，正在给我们打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