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bodia重回柬埔寨

暹粒与金边一样变化惊人，如今每个古代建筑爱好者都会将它列于名单上

1994 年，我第一次来金边的时候，从降落的飞机的舷窗望着外面，看见了点缀着棕榈树的稻田。在平行的世界里，比如相邻的泰国，这或许是一片田园牧歌般的景色，但对我而言，此处却意味着地雷，橙剂（一种高效除草剂）、种族屠杀、死亡。我的看法部分由大众文化形成，如电影《战火屠城》、《现代启示录》和 Elizabeth Becker的《战争何时结束》及 Nayan Chanda的《同室操戈》这些著作。说他们有个神秘的所在，在那儿发生了恐怖至极的事情，也只是其中部分原因； 1994年，红色高棉仍控制着大部分国土，前一年联合国资助该国进行民主选举之后，情况亦是如此。我去金边是为一份刚办的英语报纸《柬埔寨日报》写文章，当飞机降落在停机坪上时，我便发觉这是个彻底疯狂的想法，发誓在金边一定要小心行事。

但第二晚，我在参加一个趴踢，有人告诉我说我吃的那块蛋糕里掺了整整一磅大麻，这时正好有人冲进来，大声嚷嚷：“政变啦！政变啦！市区里出现了坦克！”由于参加趴踢的都是些以唯恐天下不乱为己任的记者，于是大家都跑到了皮卡上，冲出去看坦克。我也不情不愿地去了，就像一个小兵被赶去参加集体活动，明知是错的，却又没种拒绝。

我们根本就没发现坦克。

这次来金边，是为了与这座充满了活力和干劲的城市重逢。到处都是摩天楼、高档酒店和餐厅、潮酷的咖啡馆、画廊、精品店。街上人潮拥挤，喧闹不堪，但整体却又平和文明。我第一次来这儿时，发现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女人都喜欢侧坐在摩托后座上，一只脚搁在脚架上，另一只脚的脚踝则轻轻往上抵着，不让拖鞋掉下来。现代化的繁忙移除了这其中的某些魅力。

过去 10年来，直到 2009年，该国几乎每年都有近 10%的增长率。专横的总理洪森为大家带来了稳定，照一个我认识的当地生意人的说法是：“对制衣厂的廉价劳动力和每年 200万只游荡在吴哥窟的脚来说，这是个妙不可言的处方。 ”他还说：“一个十几年前经济停滞不前的国家如今有 10%的增长率，不是什么稀奇事。 ”

可我觉得稀奇，而且都是从好的方面看——金边原是个无法无天的乐园，充斥着各种各样冒险家、法外之徒和及时行乐者，对他们而言，自由就是无法无天的替代词，如今这个词却因不同的理由而被新兴的小商小贩们所热衷，他们觉得这儿充满了机遇。

“这儿有太多的机会，因为传统的等级制没法压制它们，”经营漂亮精品店 La Clef de Sol的 Yoshie Treiber说。她的这家店主营日常用品、包袋和服装，店面就坐落在一条幽静的小巷末端，距热闹的西哈努克大道不远。她祖籍日本，搬来金边前在戛纳生活了 5年。“这儿到处都是新的。你要是有胆儿，在金边就可以做任何事。 ”

然而，当我见了一个在此生活了 18年的朋友后，他却说：“金边不像以前那么令人兴奋，但还算不错，你可以喝到好咖啡，到处都有 Wi-Fi。”他的这句话意思是金边已和处在世界边缘的往日截然不同了。

街头生活

那时我是在雨季快结束时来的，我知道雨季结束也是亡人节的开端，这对我而言倒是件新鲜事。《柬埔寨日报》总经理 Nuon So Thero开车来机场接我。 Thero是我在柬埔寨遇见的第一个人，将我拯救于水火之中，当时我满脸困惑地坐着，对报社锁着的大门外的世界有那么点害怕，手提箱就在边上，我被街对面 Royal Palace陡耸的黑色尖顶、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亮橙色瓷砖惊得目瞪口呆。如今，已过去 17年，我又见到了他那张聪慧的笑脸，有所变化，却又似未曾变化，他从候机的人群里传来笑容。“还是那股很好闻的味道！”我们把行李装上车时，我说。金边的空气有股甜丝丝的烟熏味儿，像是有人慢火炖烤着小豆蔻。

“我就住这儿，”他说，“倒是从来没注意到这点。”我们驾车去我住的酒店时， Thero指了指窗外新建的国会大厦和总理的新办公室，两者都散发出富足的气息，令人想起了墨索里尼的某些建筑。我们来到 Raffles Hotel Le Royal，那时我来住的时候这儿的状况很糟糕。“又重回故地了！”

我叫道，“旁边就是青年俱乐部。”国际青年俱乐部（ International Youth Club）通体刷白，有着法式的闲情逸致、卓尔不群的殖民时期风味。 “青年俱乐部没了， ”Thero说。“现在那儿是美国大使馆。 ” “他们在青年俱乐部的上面建了美国大使馆？”我问，“唉，法国人肯定要恨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