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自命不凡Russia

几年来，我一直在小说和文章里嘲笑俄罗斯高高在上的精英们，其中几个还出现在本杂志的报道中。我花了很多笔墨来写那些穿着阿迪达斯运动套装的大块头男人、发髻高耸的丰满过头的女人，还有该国对皮制品的滥用。我 1972年出生于苏联的列宁格勒，自从二十七八岁起我就几乎每年回去一趟，嘲弄一番我出生的地方。我回去也另有理由。我相信旅行并非仅出于好奇心，也有自私心作祟。我们之所以旅行，是为了找出自己从什么地方来，自己是谁，那些小块的身份碎片或从香港的畜栏里掉落而出，或像普鲁斯特般清晰地从匈牙利菜炖牛肉的底层浮泛而上。但对从某地方来的我们而言，我们并不在乎有多清晰；我们中有些人还想重写历史。如果俄罗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我的往昔说不定也能正常化。这是个丝毫无望而又罗曼蒂克的任务，可你生自哪儿并非由你所选，你父母初次用碘酒帮你擦洗伤口、用笨熊米什卡抚慰你时所说的语言也不由你选，他们用哪种木勺搅拌你夏天喝的罗宋汤也不由你选。

我对常态的渴求导致我发觉了一本名为《自命不凡者》 (Snob)的杂志，这本光鲜的俄语杂志得多拜矿业巨头米哈伊尔 ·普罗霍洛夫所赐。 (透露个消息：《自命不凡者》还翻译出版了本人最新一本小说的首个章节。 )对那些未曾见过他和饶舌歌手 Jay-Z及纽约市长迈克尔 ·布隆伯格用早餐的人而言，普罗霍洛夫堪称俄罗斯身高最高 (2.07米)、最进步的寡头，世界最有钱的人里他排名 32，还是 NBA篮网队的老板 (人无完人嘛 )。普罗霍洛夫还对弗拉基米尔 ·普京急欲成为俄罗斯终身总统 /总理的意图和该国虚伪的民主颇多微词，但他批评起来很有策略，而且时断时续，他可不想像另一个寡头米哈伊尔 ·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在天寒地冻的劳改营里再待上个 10年，就因为不知道闭嘴。他的亿万身家让《自命不凡者》饱受争议，但该杂志及其无穷无尽、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倒并非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心血来潮。它是想将这头崭新的怪兽整合起来：放眼四海的俄罗斯自由派喜欢她包罗万象的文化、优美的语言。对我而言，敦豪快递来《自命不凡者》——对，是从莫斯科寄来的——是我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刻，一见到它厚厚的封皮和持重的调门，我就心花怒放，庆幸自己就出生在世界上这个日益正常化的国度里。难道俄罗斯的夸夸其谈和西方的理性能共处于同一本杂志里吗？它们难道能共处于同一座城市？ 2011年6月，我去了莫斯科，就是想找到答案。

当我从罗马飞往莫斯科时，这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一目了然：手舞足蹈的意大利中产阶级挤在经济舱，衣着光鲜的莫斯科人则坐在前面，端着 iPad，用低沉而又时髦的嗓音交谈，行李上是 Hassler酒店的标签。我从没见过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被告知他喜爱的红酒付诸阙如时，双唇竟能撅得如此有腔调。我们在莫斯科的一座大机场内逛了一会儿：听说有某个政府高官正在降落，肯定得误机了。不管是传言还是真事，这就是俄罗斯。我乘快车去了这座大都市的中心，想打的去酒店。车程 10分钟，司机开价 1000卢布，约等于 40美元。我不同意，他就说：“ 1000卢布？年轻人，那根本就不算是钱！”几小时后，《自命不凡者》有个员工告诉我，她在莫斯科租一套好公寓的钱，能在纽约住一辈子。至于今年，撇开纽约、伦敦和香港不谈，莫斯科的亿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这儿处处可见因成不了亿万富翁所产生的痛苦沮丧之情。如果我小时候没离开，又靠营私舞弊买下一家铁矿企业，那我就不会对 40美元的出租车费讨价还价了。

《自命不凡者》的宇宙中心是莫斯科以前的红十月 (Krasniy Oktyabr)巧克力厂，坐落于莫斯科河的贝尔塞涅夫斯卡娅堤岸 (Bersenevskaya Embankment)上。这座莫斯科市中心的红砖厂房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它面积庞大，通道纵横交错，让人想起纽约肉库区的工业盛景，它曾以香甜的巧克力味使这座粗砾的城市芳香扑鼻。如今，它已是莫斯科媒体精英的老巢，不仅仅是《自命不凡者》，而且也是颇具影响力的《俄罗斯日报》的所在地，更别提寡头注资的网络企业，如数字十月 (Digital October)，此外还坐落着无数会所和餐厅，像 Progressive Daddy和Belka：前者是禁烟的酒吧。日日夜夜，都可见到一群群年轻的艺术范儿们，散发着无穷无尽的 Wi-Fi活力。我在《自命不凡者》里当副总编的朋友玛莎 ·盖森指了指周围的红十月建筑，告诉我：“如果他们想轰炸灯火通明的莫斯科，那简直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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