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后的秘密：魔力黑山

这里并非只有昔日的痕迹。中央的武器广场 (Trg od Oruzja)到处是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餐馆，还有一家爱尔兰主题酒吧；一间间名牌店紧挨着一家家房地产事务所，精品酒店正在进行整修等待接受挑剔的目光。港口那一艘艘有钱游客的游艇便预示了科托尔的明天。 我们踏上“古老之路”离开科托尔，这条蜿蜒的山间小路名为“卡塔罗之梯”（Ladder of Cattaro，以前是进入黑山中部的唯一通路），伸入山区的一路上惊心动魄，险弯不断，仅够两辆车同时开过，好些地方也没有安全屏障。当道路变得超乎险峻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注意后座传来的喘息声。我们把车停在最高点欣赏科托尔湾的美景，它就好像亮闪闪的水银漫溢出来，远远地躺在下面。路旁铺满野花，蝴蝶乘着热流扑翅飞舞。 站在崎岖不平的峭壁顶端，感觉就像来到了世界的最高处。然后，我们慢慢地沿着曲折的山路而下进入山谷，从前黑山的皇族首府采蒂涅（Cetinje）坐落在一片绿色的盆地里，周围山峰岩石丛生。山路蛇形穿过阿尔卑斯的山间小村聂古斯（Njegusi），黑山彼德洛维奇（Petrovic）王朝的两位伟大王子涅戈什和丹尼洛就是在此出生，同样出名的还有堪称这一带最棒的奶酪和烟熏火腿，在村庄酒馆里配当地的一种红酒Vranac一起供应。 我在采蒂涅郊区的某个地方拐错了弯，于是逃避现实的内心一个踉跄醒了过来。我们还没找到Grand Hotel酒店，却发现四周仿佛一片战区，废弃的工厂和画满涂鸦的公寓楼，满街的杂草、碎玻璃和成堆散乱的垃圾。虽然黑山的土地上没有战乱，不过1990年代的巴尔干半冲突造成了经济伤害，之后的复苏也一直很缓慢。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什么工作，旧工厂关了，资金也十分短缺。“这不像是座皇城，”妻子评价道，可是我一个右转后不久就开上了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褪去辉煌的19世纪宫殿和政府大楼依然让我赞叹。 混凝土与玻璃结构的Grand Hotel回归了共产主义时期的面貌，散发出其独有的奇特魅力。酒店里除了我们一家几乎没有其他客人。我去一些区域转了转，无意间发现一场默不作声的象棋比赛，还有一间阴森森的舞厅，完全是《闪灵》的翻版。黛安娜和我们在上电梯时走失了一小会儿，但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马上把女儿带回我们身边。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在黑山这个国家，人人都喜欢孩子，而且孩子也依旧能够依赖大人的保护。 斯韦蒂斯拉夫·普勒·武约维奇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还主动提出要当我们的导游。他是我们在英国认识的黑山人的朋友，从小在当地长大，退休以前是大使。我们从普勒（这个绰号意思是“小东西”，虽然他足有6英尺多高）那里得知，2000年的时候，由于担忧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有可能下令攻打采蒂涅，志愿者便将Grand Hotel当作防御兵营，时刻准备着誓死保卫他们的城市。袭击并没有发生，普勒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家都记得采蒂涅市民曾在二战后被授予国家英雄勋章表彰他们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个人勇气。 那晚虽然雷暴雨震耳欲聋，孩子们倒是睡得不错，只是最后还是被吵醒了。管道发出抑扬顿挫的奇怪声音，几只狗在窗下像狼一样嚎叫，说不定就是狼，然而我们对酒店的喜爱之情慢慢滋生着。 第二天早晨，普勒带我匆匆逛了一圈。第一站是国家博物馆（State Museum），它曾是尼古拉斯一世的宫殿，尼古拉一世乃是黑山最后一任君主，死于1921年。宫殿的几间大客厅庄重而压抑，让人想起某种宫廷歌剧的氛围，那正是弗朗兹·莱哈尔创作《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的灵感来源。一条威尔第（Verdi）的锦织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萧伯纳送给弹钢琴的杰兰娜公主的礼物。已故的英国优秀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认识彼德洛维奇公主们，曾向我形容她们“讨人喜欢，但是长了很多毛发”。 她们父母的卧室墙上挂着几幅让人看着感到忧郁的深褐色照片，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一个长小胡子的。 比尔加达（Biljarda）宫殿更古老一些，建于1838年，供既是王子又是主教的佩塔尔·彼德洛维奇·涅戈什二世（Petar II Petrovic Njegos）居住，并以他最喜欢的意大利进口台球桌命名。涅戈什写下了不少塞尔维亚最美的诗篇，此外他还让黑山兵戎相见的部落团结起来，为统一权利奠定了基础。他高大强壮，身高近7英尺（黑山人的身高在全世界名列前茅），38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但他永远是人民崇敬的英明神圣的国父。 我在采蒂涅美术馆（Art Museum of Cetinje）待的时间出乎意料的长，因为我在《菲莱莫山圣母像》（Madonna of Philermos）——据说这幅希腊肖像画可追溯至9世纪——面前驻足太久。于是，我不得不全速赶去采访黑山现任总统菲利普·武亚诺维奇（Filip Vujanovic）。在普勒的陪同下，我踏上铺着红毯的台阶来到总统府邸，穿鲜红色制服的卫兵排在两侧，手握出鞘的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