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哥斯达黎加

“我们吸引这么多人和投资者在一个安全、宁静、美丽的国度实现他们的目标，我们也正在面对这一影响，但他们尊重我们决心要走的发展模式吗？”旅游与 保护咨询公司（Tourism & Conservation Consultants）总裁安娜·巴耶兹问道，“很难说前景会怎么样。”

有 天，一只吼猴朝我身上撒尿，这是我平生头一遭。虽然我永远不会知道这只灵长类动物对我到底是什么态度，但我从此心里有了底，本次行程哪些地方需要倍加小 心。那天早晨，我从圣何塞乘了30分钟飞机来到托图格罗（Tortuguero），一座夹在加勒比海和托图格罗河之间的古老渔村。飞机降落时正赶上倾盆大 雨，在从跑道冲到航站楼和行李领取处的短短10秒钟时间内，我的衣服全部湿透了。不过不到一小时，雨歇云散，姿态饱满的太阳重现于蔚蓝天空。我很开心地登 上一艘游艇，同行的还有一小群游客、一名科学家和一位名叫科拉的当地导游。我们出发时沿河而行。注视着郁郁葱葱的河岸，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人们说哥斯达黎加 的物种密度在全世界最高。我看到鳄鱼晒着太阳，鬣蜥趴在木槿丛中，看到让我和船上其他对鸟类知识不甚了了的人吃惊的许许多多种鸟类（巨嘴鸟、鹈鹕、苍鹭 等）。

我们继续逆流而上，进入一条小运河。繁茂的森林遮天蔽日，运河像是变成了一条林中隧道。树荫底下很宜人，杏树和榕树深处传来吼猴咕咕 咙咙的叫声。这些动物很常见，我想这种叫声可以成为哥斯达黎加的国歌。我们伸长脖子望向颤动的树枝，很快发现它们就在头顶，一大群吼猴（有的背上背着小 猴）正在过河。同船的人开始发出惊叹声，相机的快门响个不停。那一刻的我却“啊”的叫了一声。

人的一生常会因为某些原因碰到一些意外，而当 我忍受那只吼猴朝我身上撒尿时，我只能希望这不是有因而发。我什么也没说，但我坐在那里，对自己的旅程感到一丝绝望。我既十分注意保护环境，又处处提醒自 己我的出现本身就是在破坏环境，如此一来我怎么开心得起来呢？我还没到奢华目的地，就已体会到“生态游客”这一身份的悖论。

约1小时后，我 们回到酒店的码头，一切似乎都特别完美。我住在托图加酒店（Tortuga Lodge），它是托图格罗第一家生态酒店，1986年开业。我想喝点汽酒，就直接去了露天酒吧，老板迈克尔·凯伊正和一群生态游客坐在那里。“航行还愉 快吧？”他问道，透过厚厚的镜片注视着我。凯伊是哥斯达黎加开发生态旅游的先驱之一，他曾住在旧金山，和歌星Wavy Gravy做过邻居。这一点不知怎么让我感觉放松了不少。我在他旁边坐下。

1977年在危地马拉逃过一场地震之后，现年65岁的凯伊搬到了 萨尔瓦多，在那里的海滩上遇到了一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为了躲避政治动荡，他们南迁至哥斯达黎加，从此便再也没离开过。1978年凯伊开了该国第一家 漂流公司哥斯达黎加探险（Costa Rica Expeditions），现在该公司是当地最大的旅行社，提供所有游览项目，年收入数百万美元。

凯 伊刚从圣何塞总部飞至托图格罗来帮助启动一个保护当地海滩的项目，该地是西半球濒危的大西洋绿海龟最重要的繁殖地。他到这里来也是为了与一名专家会面，研 究如何采取新措施将自家酒店的废物处理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减到最小。夜色慢慢降临，凯伊向我承认：“我的大多数客人并不真的关心环境。”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为了取悦客人，他为酒店增建了一座漂亮的游泳池，但他同时也反对修一条将托图格罗与国内其他地方相连的公路，尽管实施这一最近提出的计划会招来 更多的游客。

第二天晚餐后，当我在月光下排在100多人的队伍中前行时，找到了机会更深入思考这一微妙的平衡关系。队列中的每个人都渴望看 海龟。训练有素的观察哨用步话机与酒店导游通话，我们则挨个沿着一条紧邻海滩的森林小径前行。最后命令我们依次站好，各就各位，观看一只像是在昏睡的绿海 龟在沙洞内产下大约100只白色的蛋。这一幕令人难忘。同样令人难忘的是，看到这一幕还需要经受军训般的折磨。在2个小时的过程中，我常被人喝止甚至差点 被赶出队列，因为每条规矩我都至少违反了一次（不许说话，不许打手电，不许走到别人前面，不许走下小路，不许到海里去）。

回到小镇时已近午 夜，我立刻甩掉客服人员，溜进一座当地酒吧La Culebra（蛇），这是一幢位于河岸的破败的大棚屋。我在镇上只呆了两天，但La Culebra酒吧一半以上的客人和我都认识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镇上只有1200名居民，而且80%都和旅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