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朝觐之旅

格里戈罗夫在信中说，他已经收集到了三千名阿维诺夫氏后代的名字。其中1800人在世，分布在俄罗斯全境。格里戈罗夫告诉我，他对欧维诺夫斯卡亚徽标（Ovinovskaya Icon）的研究表明，15世纪早期阿维诺夫家族的一支得到了双天使的徽记。他还给我了一份1930年代被斯大林秘密处死的29人名单，其中就包括我的舅祖父安德雷的哥哥尼卡。尼卡选择留在俄罗斯，为阿维诺夫家族家谱平添了不少分支，但最终还是由上天决定这些后裔的命运。很多后裔因为战争或疾病而丧生，或因某种原因没有后代。很多分支，无论公开还是非公开的，最终都走向了消亡。格里戈罗夫和我，两个阿历克斯，各自续写着家族的族谱，竟然通过互联网这个虚拟媒体远跨重洋奇迹般地发现了对方。 电邮交流一段时间后，格里戈罗夫和我决定见面并一起走访祖宗的遗址。我和二儿子尼克一起飞来莫斯科，急切地想找回在俄罗斯的根。在莫斯科Sheremetyevo机场的出口处，我们一眼就认出了格里戈罗夫，他手中举着写有“SHOUMATOFF”的牌子。格里戈罗夫四十多岁，蓄着胡子、有些秃顶、带着眼镜、镶着一颗金门牙，标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形象，举止间颇似俄罗斯版的著名作家劳伦斯（D.H Laurence）。格利戈罗夫将我们10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他看似有些痴迷。他想带我们把所有的地方都看遍，想一古脑把他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告诉给我们。 在莫斯科，我们去了现在已是莫斯科大彼得罗夫大剧院（Bolshoi Theater）一个音乐厅的舍巴托夫斯基宫（Scherbatovsky Palace）。我的舅祖公（舅祖父安德雷的哥哥）尼卡和他的妻子玛莎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不久，他们就不得不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分享这座宫殿了。尼卡本来可以和其他家族成员一样离开俄罗斯，但是他对十月革命提出的消除社会不公正的理念十分认同，于是决定留下来为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贡献一份力量。他为苏联的工业化计划设计出一套火力发电站，但他这片赤子之心换来的却是1937年11月10日的处决。 苏联解体后，格利戈罗夫从克格勃部分公开的档案中了解到了这些细节。他带着我们前往位于波娃斯卡娅大街（Povarskaya Street）的一座公寓，尼卡就是在这里被克格勃带走的。然后，我们搭火车到了莫斯科郊区的布托佛区（Butovo）。就在这里，被捕两个星期的尼卡被行刑队枪决了。格利戈罗夫带着我们在一片布满沟渠的田野中穿行。“尼卡就埋在这里，”他说道。那些“犯人”被逼在这里给自己挖掩埋坑，总共有2万人在这里被处决。边上种了些玫瑰。我们来到为纪念这些人们——其中就包括格利戈罗夫自己家里的8名成员——而建的木制小教堂，燃起一支蜡烛。我抓起一些泥土装进塑料袋中。我要把这袋土带回家，撒在尼卡哥哥和姐姐位于长岛的祖坟上。 诺夫哥罗特城破之后，阿维诺夫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家族中唯一幸免于难的伊万·扎克哈里耶维奇·欧维诺夫的后代们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在17世纪时获得了沙皇的赏赐——莫斯科东南150英里处卡西莫夫省（Kasimov）的一块封地。我租了辆车独自前往那里一探究竟。儿子尼克在酒店里碰见了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于是他决定待在莫斯科。堂兄弟格利戈罗夫以前曾是某医院急救科主任，但苏联解体后他每月收入仅60美元。为了适应新情况，他辞去公职，到一家私人戒毒中心供职。他工作多得忙不过来。 通往卡西莫夫的路大约50英里，途经一片密密的松树和白桦林。大约每一百码就能见到一位裹着头巾的俄罗斯中年妇女坐在路边，面前摆着一满筐鸡油菌、一罐罐家制蓝莓或黑莓果酱。车子驶过一个又一个有数世纪历史的小村庄，一排排华丽窗棱的木屋飞也似地向车后倒去。卡西莫夫省省会卡西莫夫城是一个人口不过3.5 万的寂寞小城，它位于奥卡河（Oka River）畔。来这里观光的多是乘旅游车而来的德国游客。自19世纪以来的所有建筑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包括一座有300年历史的教堂，其镀金圆顶在阳光照耀下依然熠熠生辉，以及十月革命前的贵族府邸和苏联时期的方块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