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艺术视界

1990年代中期，Mashrabia是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的首选画廊。如今它仍在展出一些颇受敬重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善于利用传统或具本土特色的材料进行创作，如艾哈迈德·阿斯卡拉尼（Ahmed Askalany）就把棕榈叶拿来编织神像。他们现在偶尔也会展出摄影作品，但当我问意大利籍主管斯特凡尼亚·安格拉诺（Stefania Angarano）为什么没有大力吸纳新媒体艺术作品时，她就忍不住谈起Townhouse来。“对，他们有与人沟通的魔法，现在全世界都知道Townhouse了。”她说得好像这是画廊行业的一个偶然因素，“可他们不代表全部事实。”安格拉诺顿了一下考虑她的措辞，然后说出Townhouse致力于促进新媒体艺术对年轻一代艺术家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如今如果你问他们‘你想要搞什么’，”她语重心长地说，“他们会想搞录像装置。很多人的理由只是它是门新艺术。其实他们未能完全理解录像装置的表达形式，也未对其深思熟虑。实在太肤浅了。”我叫她说说她觉得特没深度的作品时，她提到了莫阿塔兹·纳斯尔（Moataz Nasr）的一件作品。巧的是我认识纳斯尔，所以决定去拜访他一下。 2000年来，每个帝国都渴望称霸埃及，这个国家遭受了无数次侵略和占领。新到开罗的每个列强都挨着原有的旧区修筑了一片独具自我风格的区域，于是顽存至今的街道和大楼便成了记录历史的活化石。同市中心区模仿巴黎一样，南面的花园城（Garden City）体现了典型的英伦风格，树木林立、街道蜿蜒。位于东面的是中世纪围城，有气势恢宏的清真寺、狭窄拥挤的小道以及远近驰名的Khan El Khalili露天市场。从那里往南是风格迥异、稍显格格不入的基督徒聚居区Mar Girgis，那里保留着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前未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时的开罗面貌。 这里唯一一段几乎销声匿迹的历史就是第一次阿拉伯殖民运动。直到不久前Al-Fustat还是一片荒地，仅有一些石膏工厂和陶工，制陶用的窑还是他们利用废料临时做的。Al-Fustat的卫生环境极差：石膏工厂向空气中喷洒着白色细尘，整个地区都笼罩在有害的尘雾当中。1990年代中期，纳瑟和另一位我非常熟悉的艺术家哈姆迪·阿提亚（Hamdi Attia）在Fustat附近有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所处的建筑是非法搭建的，虽说政府逐步为它们接上了电话线，但其存在还是政府明令禁止的。那时纳斯尔在绘画和陶艺方面发展，可知名度不大；今天，他时常活跃在录像艺术领域，虽然所受评价褒贬不一，却体现了埃及艺术界蓬勃发展的无限可能。 纳斯尔于1961年生于亚历山大城，相比1998年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的胡子灰白了一些，但同以前一样很有想法。我们在他位于市中心的新工作室碰面，随后去了附近一家名为Felfela的人气餐馆。餐馆入口处有一幅巨大壁画，是他和阿提亚10年前以800美元的价格售出的；然而，纳斯尔说他2002年创作的录像装置Tabla——安格拉诺很不喜欢的那件作品——最近以5万美元左右售出，如此一种价格和艺术形式在10年前绝对是难以置信的。 纳瑟艺术道路的转变发生在1998年，之前他刚在Zamalek区颇有影响力的国立画廊Akhnaton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然后他前往伦敦和巴黎进行艺术之旅，亲眼欣赏到的当地录像和新媒体艺术令他“完全困惑了”。他回想道：“我钟意的是概念艺术，既能展现美又能对观众有美的影响并引发他们的思考。尤其在埃及这样一个国家，你不应该仅为懂行的人创作挂在墙上的艺术，而是要为普通大众创作。可能——只是可能——这样能改变社会中的某些东西。” 同许多人一样，纳斯尔在概念艺术方面初露端倪的兴趣把他从绘画带到了录像领域。录像决不是一种新兴艺术形式，然而直至最近录像设备才在埃及广泛出现（而且是人们买得起的）。艺术教育学院（College of Art Education）教授沙迪·努肖卡提（Shady El Noshokaty）也是后来转型走录像道路的艺术家，他说直到几年前他的学生们还得用摄影机进行编辑——快进到正确位置然后在另一台机器上复制每个部分，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编辑机器。当时纳斯尔和其他搞录像的人还受到指责说盲目仿效西方，这是埃及国内最为普遍的一种非议，就我而言，也是最为奇怪的一种。就像曾经拥有法兰西风格建筑的市中心地区那样，任何东西在埃及长年累月地安家落户之后便也本土化了。确实，参观过重新对外开放的埃及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Egyptian Modern Art）——它对文化发展形成的解释最为权威——就能清楚看到在埃及过去一个世纪的艺术发展过程中新想法新理念层出不穷，源于西方的潮流也经过埃及艺术家的改良，用以展现本土主题和讲述当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