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Funky的都城

在北京，整个创意消费产业更接近一种原生的理想状态，在这里，商业性的和非盈利的，官方的和源发民间的，各种类型之间的界限至今仍十分模糊。巴掌大的二手波普家具店、亚洲最大设计餐厅、再生中的798……种种形态共处一城，看似毫无章法，却散发十足的funky味道。文/张琦 图/曹有涛 正如如果研究纽约肉库区（Meat Packing District），或者伦敦Hoxton区的成型过程，多半会有匪夷所思的感觉一样，探究一座高速向着国际化都会前行的中国城市的创意消费潮流，往往得不到一个能令城市规划专家、或是社会学者满意的答案。类似的考据过程放在北京，就更有变幻莫测的意味。这里是全中国最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样本，同时，因为这里汇集了最多怀揣着梦想和野心的人，城市上空也就有了更充沛的理想主义空气。 每逢传统新年，北京的大街就更多显示出北方城市的特质，白日萧瑟，而夜晚则显露出夜生活贫乏的征兆。一定要挖掘出些许新意的话，那么去中国美术馆看场展览当是不错的理由。名为“美国艺术300年”的展览气势不俗。Jackson Pollock来了，Jeff Koons来了，还有Willem de Kooning，Jame Rosenquist，Roy Lichtenstein的代表作，甚至安迪·沃霍的花儿和电椅。 提及这个发生在国家美术馆的，事关主流审美趣味的展览，不仅因为其中有了国内展览少见的地道的灯光照明，也不仅因为该展览得到了美国大财阀的赞助，令人感动的是些细节：比如席地而坐观赏名为《悬丝》的荒诞派影像作品的那个三口之家，比如匿名捐赠人把几百万元的门票赠给各大院校师生，“卡迪拉克”、“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些赫赫大名，则被隐隐写在了门票的最角落。大制作却甚少商业推广味，拒绝艺术商品化流俗的作法，总让人对北京多了可亲可近的感觉。那种不分高低贵贱、不在乎名利虚荣的姿态，正是唯一使得这座有着800年显赫身世的城市在未来若干年中仍有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中枢的理由。 的确，北京的创意消费，一直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独特风骨，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何虽然没有“外滩三号”，但北京从不缺具有影响力的画廊。从Handle李（李景汉）的四合苑画廊，到许化迟的和平艺苑，再到798的东京画廊、工体黄燎原的北京现在画廊：最自由的艺术流派，最具有眼光的艺术经营者，在这座城市决不在少数。唯独让人抱怨的是，这些经营者似乎太不在意公共传播的力量。一个媒体同行最近的报怨也就在此，连“达利铜像”原作都能请至京城的一个展览，因缺少推广，让很多如他一样的真正爱好者失之交臂。 好事者喜欢称北京的艺术设计圈有老北京式的“固步自封”，并把那一并归结于皇族文化和后来的“红墙子弟”生活格调的滥觞。但其实在这个早已为多重文化交融激越后的国际都会里，最大程度的“包容性”才是艺术创意赖以生发的养分。 看看早年的798艺术区，或者更早的圆明园画家村，和现在已经改头换面的宋庄艺术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其中却少有背景身世声名显赫的。可能有人说艾未未系出名门，但作为文学家之子的他，所致力的艺术展览、建筑设计，其现代精神背后丝毫没有隐晦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衅。最近艾未未在草场地的“艺术文件仓库”里，为颇富争议的舒勇举办个展本身，又成为中国艺术圈中一次彻底的黑色幽默。 作为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名字，大山子艺术区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798”。冬日午后去“798”闲逛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在那里，视觉的相互冲击与时间的前后撞击随处可见，特立独行的艺术与追随时尚的商业并行不悖。画廊与咖啡店比邻相接，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分不清谁比谁更有格调。 如果用一句本地的语言来描绘北京的艺术圈，那么“艺术而不烧包”最合适不过。在空旷厂房里，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言尤在壁，摆设的却已不仅仅是机械；抓革命促生产的广播早已湮灭，存留的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投机与博奕。虽然有比较激进的人士危言“798的艺术早已死掉”，但是令人注意到的改变是，从衣着上判断参观者的身份，包括学生、城市白领，甚至更广泛的北京居民越来越多到访798，这种“艺术公共化”的趋向尤为令人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