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经过，我还在那里

半世纪前，西餐馆几乎是精致生活仅剩的堡垒。如果当时人们蜂拥而至的目的是小情调和舶来美味，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光临的目的更多是品尝历史。本刊为你细数中国最老牌的西餐厅。 西餐馆在中国的历史比你想象得早。19世纪中期，一些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里已经有了被称为“番菜馆”的本土西餐馆。1870年代末， 最早出现在广州的“番菜馆”先后登陆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集中在北京东交民巷、上海虹口及徐家汇、天津的东城和平区和武汉的三教街（现鄱阳街）附近，它们后来的名字是“太平馆”、“莫斯科”、“新侨”、“红房子”、“德大”“东海”、“起士林”、“邦可”……它们提供西式餐饮，更提供一种对于西式生活的味觉想象。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每座城市里，这些西餐馆都有几代人的记忆。他们中有些是“公子”或“克勒”，也有舞厅或玩场里的常客，这些门面上挂有“西餐社”招牌的餐馆里，有过怎样的故事，他们都耳熟能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偶尔在路过时远远地张望一眼，并不急于靠近，直到疯狂的红色年代过后，为着爱以及与爱有关的需要“上台面”的约会，悄悄整装梳洗，动手熨平衣衫上岁月的褶皱，只为能体面地给对方拉开一张西餐椅，尔后，安稳地坐下。 武汉 邦可西餐厅 邦可前身是1906年一位罗姓江浙人开的武汉第一家西餐厅，专门招待往来的船员、银行职员等。经营到191530年，白俄国人贵族邦可流亡至此，看上了这块繁华宝地，手法不得而知，但从此，该西餐厅易主改名为邦可西餐厅。那个时候，五国租界让汉口俨然成为一个时髦大都会，正宗西餐在这里一度成为时尚。 武汉知名食评家陶唯倩曾经这样写过她对1960年代邦可的印象：“确有几分异国情调：餐桌上铺着雪白的亚麻桌布，铜蜡烛台光可鉴人，墙上挂着西洋风景画，一尊毛主席塑像竖在餐厅中央。”陶的母亲是国民党海军军官的女儿，一个优雅的武汉女人。在邦可点心卖六分钱一个的时候，她对女儿说：“总有一天，西餐要回到中国人餐桌的。”于是，七岁的陶唯倩“在伟大领袖的亲切注视下，喝到了人生第一碗罗宋汤”。 如果说当时人们蜂拥而至的目的是一尝纯正的俄罗斯美味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光临的目的则是品尝历史的醇厚。邦可西餐厅在当时的三教街与两仪街（今洞庭街）交汇处，林立周围的建筑可都是说得出来历、挂得上牌匾、有些来头的。向东隔三步之遥是八七会议纪念馆；对面是1910年由新泰砖茶厂大班、俄国皇亲巴提耶夫兄弟投资修建而成的巴公房子；正十字路口上是建于1915年专营茶麻的惠罗公司，对面是建于1923年的中华基督教信义大楼。十字路口北边是曾经的邦可花园，花园对面是俄巡捕房。这么多租界建筑聚集在身旁，一条街之外的各大外国银行、本土商号，客人们都是不请自来。 时光推进，环境变迁，可食物的味道却历久弥新。经历文革的洗炼后，1983年，“邦可”重新开业，在一份牛排只卖一块钱的年代，每天的营业额竟高达1000多元。 烙鱼奎、烙饭、烙面是邦可独具俄罗斯风情的美食，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尝到。简朴的被时光打磨过的铁碗盛着浓郁奶油香的鱼奎，被服务生礼貌地摆放在眼前的是一客黄灿灿面包屑的温暖，轻启焦脆的壳，是浓稠的土豆、火腿、鲑鱼糊，香滑醇厚，发出独特的奶油味。 俄罗斯鱼子酱是用正宗里海鲟鱼鱼子铺在煮熟切片的鸡蛋上，配细条酸黄瓜，咸鲜爽口。只恐吃惯中餐的人会不习惯。文/朱月宁 汉口鄱阳街149号，027-82848530，两双人餐￥150 天津 起士林西餐厅大饭店 在天津，说起“小白楼”，无论打车还是问路，无人不晓。就在这栋“小白楼”里，有一间名为“起士林”的西餐厅，是这座城市百多年历经沧桑的见证。 1900年，一位名叫威廉•起士林的德军厨师在天津退役，他曾经是宫廷厨师，决定用一技之长继续谋生。于是，他先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做了一阵西餐厨师，还承揽了津浦铁路上的餐车业务。1901年，这位德国人终于以自己的名字在当时天津的法租界开设了西餐厅，这就是起士林（Kiessling）西餐厅。之后随着生意日渐兴隆，起士林又将餐厅辐射到北京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