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班

我穿过石膏雕像室（这个雕像室像竖井一般，高达90英尺），走进了画室。一进去，我就发现除了我之外，全是女人，有一个还是裸体。我立刻感到不安起来，然而似乎没有人在意。整个画室像桑拿浴室一样蒸汽氤氲，这可以让模特儿感到好受些。画室里气氛凝重，大家都十分专注。 在安的帮助下，我架起画架，开始画画。我学着测距离——从画架前往后退，把一根细线当作铅垂线量尺寸，并将模特儿的形象挪移到画纸上。一开始，我发现在一个垂直板上做画十分困难，尽管以前画过画，但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画架做画。不过，很快我就能轻松自如地像握刷子一样握着铅笔，在铅垂线所在位置和画架之间来回走动，在画纸上做记号。纸上的坐标点渐渐密集起来，人物形象也就随之呼之欲出。 当我扭头从身后的镜子里看我的“作品”时，发现结果太让我失望了。也许是我测量得不够充分，过早开始连线。镜子（达•芬奇称之为真正的大师）不会撒谎，我的错误太明显了。没办法，只能擦净画布重来。 接下来的三小时，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下课后，画室里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学生大多是20来岁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她们把胶带丢在地上标明画架的位置，唧唧喳喳说着话、抽着烟、打着电话，吵吵闹闹地下楼去了。她们在这里似乎没感到任何不自在，喜欢这种稍稍带点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很长时间以来就是佛罗伦萨的魅力所在。今天的情形跟我祖父母的时代并无多大不同，那时的外国侨民往往浪漫地把佛罗伦萨视作艺术爱好者的乐园，佛罗伦萨人的形象自然打上了这种烙印。 我沿着伽利略大街（Viale Galileo Galilei）步行，感觉现在犹如早春时节。我带着一张旧地图，找到了阿里盖蒂别墅（Villa Arrighetti），祖父母从1922年到1948年就住在这里。这幢富丽堂皇的建筑现在归一个教会所有，已更名为阿加佩别墅（Villa Agape），成了一个宗教静修之所。这里的大路柏树夹道，一条倾斜的小路芳草满径，还有橄榄园，一切都跟我的想象不谋而合。 在花园尽头，我发现了通往大街的铁门。1938年5月，我的祖母就站在这里看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在敞篷车里一路驶向圣米尼亚托（San Miniato）教堂。她不仅没有挥手致意，反而转身对她的同伴古德小姐说：“亲爱的，要是我们有一枚炸弹就好了，想象一下……” 战争爆发了，祖父母在瑞士身陷囹圄。阿里盖蒂别墅被封，他们少得可怜的值钱货都交由朋友菲奥拉万蒂一家保管。这户人家不同寻常，他们喜欢跳苏格兰高地的利尔舞，还在家里的花园养了一条鳄鱼。当时佛罗伦萨许多别墅的主人都壮着胆子将艺术珍品藏起来，这家人把祖父的烛台埋在罗马门（Porta Romana）另一侧的橄榄园中，躲过了纳粹的搜查。 艺术作品欣赏是这所学校的必修课。在查尔斯•塞西尔的帮助下，我制定了一个参观计划。据说，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品有1/3都集中在佛罗伦萨，若要细细欣赏这些艺术珍品，一辈子也看不完，而我在此地只有一周时间。塞西尔的做法是算好开放时间，上午参观博物馆，下午参观教堂。 第一次与世界名画零距离接触着实让人感到手足无措。与达•芬奇的《天使报喜》（Annunciation）、乌切洛（Uccello）的《圣罗马诺战役》（Battle of San Romano I）、波提切利令人着魔的《春》（Primavera）这些传世名作面对面，感觉就像是突然遇见了好友一样令人兴奋。这些画作里的场景栩栩如生，让人惊讶万分。 一批批游客如鱼群般你争我抢，挤在伟大的艺术品前骚动不安。当人们围拥着这些光芒四射的作品时，我正好可以欣赏一些不太有名的画作，并透过陈列室的窗户观赏室外的景色。从乌费兹（Uffizi）美术馆一角可以看到西尼奥里亚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广场上的海神喷泉、大卫雕像和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雕像成一直线伫立在韦基奥宫（Palazzo Vecchio）前。另一侧能看到有五座桥梁横跨而过的阿尔诺（Arno）河，河水奔流而过，消失在托斯卡纳的平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