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七日

米盖尔和我在防洪堤上坐下，他问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你为什么想到来古巴？”我见他问得很认真，就不厌其烦地把我的心路从头道来。最后我说，我真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好像又回到青少年时候的中国，我是多么怀念那种没有机会为钱发愁、无忧无虑的生活。“你真的觉得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更好吗？”他问。“你知道有一本书的名字叫《逃避自由》吗？有太多的自由就失去安全感了，人就活得比较累。”我说。他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我以什么盐巴都尝过、什么桥都走过的姿态向他“启示真理”：“你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你其实比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活得有意义。” 这时，一声炮响，他说：“九点了。每晚九点在Cabanas要塞都有一次放炮仪式，然后那里有唱歌跳舞。”古巴人多快乐呀。 我们沿着长堤走了一会儿，他把我领到海明威当年写就《丧钟为谁而鸣》的旅馆。一路上有很多露天的餐厅，每个餐厅都有一个民族小乐队伴奏助兴，顾客们随着音乐又唱又跳。我被他们的快乐感染得也想歌唱。邀米盖尔吃饭，他说已经吃过了。但我还是好奇地看了看菜单，一看就吓了一跳，饭菜的价格和纽约中档的餐馆差不多，全以美元计价。怎么会这样呢？一顿饭就吃去古巴人一个月的工资。米盖尔说:“在这里吃饭的人全是游客。”他局外人的态度把我的兴奋打消了一半。原来米盖尔跟这种快乐没有多少关系。在Cabanas要塞快乐逍遥的人也都是游客。我想起当年的北京饭店，那是外国人自由出入的地方，中国人即使有能耐进去也消费不起，那时我也是托一个外国人的福有幸消受了一下。现在，米盖尔跟我的关系就像我跟那个外国人的关系，将心比心，我为自己的优越而不安，但愿他把我当成一个在人格上平等的朋友。不知他是否敏感到足以阅读我的思想，他的手挽住我的腰，给我一个笑容，我为他的自信感到欣慰。 走过哈瓦那的老街，穿过中央公园、国会山，那里有一个中国牌楼，上写“华人街”。据说是几年前中国政府捐助的，以示中古友好。走过牌楼，是黑灯瞎火的一个地段，然后柳暗花明，一条几十米长的被大红灯笼映得通红的街展现在眼前。“这就是中国城，”米盖尔说。我像走进一个古装戏的舞台。“演员们”身着各种朝代的服装，他们是饭店的侍者，热情地招呼着顾客。饭店的名字取得很中国，诸如“东坡阁”、“黄鹤楼”之类；而装饰就比中国还中国，在中国本土都不大容易找到这么传统的场景。如果不是演员们的肤色不真实，你真要以为这个场面是从哪部古装戏里搬来的。我看遍所有的面孔，没有哪个长得像中国人。初以为他们是中国老板从街上找来的伙计，细一打听，方知他们的父亲是中国人。这些年轻人面孔黑黑，但一举一动都承袭了中国人的谦恭。 回旅馆的路上，米盖尔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虽然不否认自己的魅力，也不怀疑他动机不纯，但我俗气地想他要不是个侍应生就好了。我毅然地把一段中古人民之间的爱情佳话扼杀在尚未萌芽之中。他恋恋不舍地将我刚洗的头发亲了又亲，又在我的额上留了一个吻。送到旅馆门口，他躲在暗处说：“我最好别让我的同事们看见。”多么耳熟，就像当年约外国留学生出去，也怕看门的老头撞见。 第二天，是旅游公司安排的市内游，是昨晚米盖尔陪我走过的那段加上第五大道的使馆区和中央政府办公区。使馆区在革命前是贵族们住的 “高尚区”。革命胜利前夕，贵族们纷纷逃亡，连细软都来不及带，剩下的一切连同漂亮的花园洋房都成了国家财产。后来，陆续租给友邦作使馆。 在海明威当年经常会见年轻艺术家的地方，我们喝了他最爱喝的mojito酒，里面有新鲜薄荷叶、柠檬汁、朗姆酒、糖和水。我一喝钟情，直喝得头重脚轻。此行还使我迷上了浓缩咖啡。一杯振奋神经的浓咖啡加上一杯麻醉神经的mojito，喝了之后感觉就像生活在白日梦里。 书店和书摊上到处都是关于切•格瓦拉的图片和书籍，而有关卡斯特罗的书却寥寥无几。古巴人也许是以怀念这个牺牲得及时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来寄托所有没有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