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刀锋

他身材清瘦，脸上的皮肤嫩白，尖削的下巴和唇上刮得干干净净，指间应该还滞留着客人发间洗发水的香味，这一切使他全身都弥漫着如女人般洁净和精细的气质。他身旁一个红汗衫男孩拘束地站着，盯着他细腻的手指，可注意力却似乎早已涣散开去。 高先生向我抱怨对这个学徒的失望：上午来得比师傅还晚，晚上五点半一到就走了。年轻男孩自然耐不住萧条和清静的气氛，哪怕这里确实有最好的理发刀。 总有一部武侠会把一种境界说成是天赋和顿悟，可现实中的刀却总是千锤百炼，甚至清心寡欲。16岁的高先生第一次背井离乡，只带着寻慕一把好刀的决心渡江南下。他在上海西藏路上的西藏理发店拜一位扬州师傅为师。当时上海的理发师中有六成来自扬州。从此他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安顿下来，挑水、做饭、洗衣、照料师傅的起居饮食，半年后才被允许进店观摩，看师傅如何用一把细长剪刀利索地修剪出顾客精神的轮廓。 有一天师傅交给他一套剃头工具，瘦小的高先生一手提着架热水盆和工具的毛巾架，一手夹张板凳去街头巷尾替人理发。“在外面大人一毛，小孩五分，而理发店里是五毛。我们每天挣得的钱交四毛给店里做伙食费。”早出晚归在外流浪一年后，手艺初成。再回到西藏理发店时，高先生已经能帮师傅给客人剃头了。又是整整一年，身材自然比三年前硬朗，当高先生有把握自己的技艺已与一般师傅接近时，就考虑出师，只有出师才可得到理发师的俸禄，自己也可以向人传授技艺了。 挑一个晚上他先在福州路最好的大戏院买了京戏名角演出的票子，二十几个师傅每人一张，看戏出来又趁热打铁请师傅吃炒面，二十几个人每人一份。当时一份炒面的价格就要三四块钱，戏票一元一张。假借于这道传统而必要的仪式，在尽兴后的归路上，高先生终于鼓起勇气提出平起平坐的要求。高先生似乎依然能感受到那一夜紧张、羞涩、憧憬无限的不足20岁的自己。 扬州专职理发师出现于明末清初，“顶上功夫”日益高超，蓬勃的队伍像溢出碗沿的水漫向各个城市。110多年历史的紫罗兰是当年扬州最气派的理发店，鼎盛时期拥有楼上楼下两间，座椅32张。当时的紫罗兰店规严格，老板亦是剃头名匠的周龄章与店员一起站在门口恭迎顾客；理发员修面时必要屏息凝气，以免呼出的气流引起顾客反感；每修一次面一定要使用十多种刀法，如描龙绣凤……身处大都市的高先生四十持刀不惑，却始终感觉孤身只影的人生有所缺憾，他开始拼命怀念起阔别20多年烟雨蒙蒙的清淡小城。于是某一天他打点行囊携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娶妻生子。他以特级大师的身份踏入国营大店紫罗兰，当时它依旧是扬州最大最好的，可转眼又一个20多年，不仅仅是高先生，还有陈先生、仇先生……他们都用沉默见证了紫罗兰的萧索，目睹了扬州理发行业的落寞。 这像是一个轮回的故事。现在走在大街上的扬州女孩常因为头顶一个抢眼妖娆的发型而趾高气扬，却从没听说过紫罗兰。新技术和设备以快餐式的优势战胜了刀工手艺。高先生不屑于我离子烫后的一头直发，他说：“我们可以把头发做成波浪、油条、束发或各式模样，先修剪好，然后烫，再用手做出造型。”那样的线条一定是真正的千娇百媚。如果是为了称一件雅致的旧式裙衫，也许紫罗兰重塑的怀旧发型最能相得益彰。 修脚刀 夏末时曾在百年老店绿杨旅社三楼的房间住下来，推开法国进口的彩玻璃门走上绿铁铸栏圈起的阳台，大片深灰屋瓦沉在眺望的视线之下。一户人家在给太阳花浇水，孩子和打着自行车铃的人在极窄的巷子里晃荡而过。夜风习习时在阳台看星星想必纯净至极，可黄昏的一场暴雨却将我甜美的期待毁于一旦。这一带最初是常遇春练兵的校场，一度成了市井集市，洗澡、买东西、旅社、听书台、花鸟应有尽有，而现在只剩在家门外燃煤炉的老人用晦涩的方言给我指路。故事中有一把弯刀，刀上有字：小楼一夜听春雨。我想这样的故事多半发生在这个角落。刀锋青如远山，青如春树，青如情人们眼中的湖水。在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我情愿把雨中的扬州代入情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