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卧故乡君莫笑

“你疯了么？”K.说。 女招待脸一红，红色的小鼻子泛着光，抽泣道：“谢谢你！谢谢你，小伙子！这将是我的新年礼物！” “哦嗬，人生苦短，人生苦短！”我愉快地悠然说道，“我们得彼此以礼相待，亲爱的！”这番话说完后，就出现了前面描述过的场景：我坐在冰冷的长椅上；绊倒在地铁站；迷失在有雪茄和美酒陪衬、在欧洲大酒店的大堂吧里口若悬河的夜晚。在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把自己裹在厚实的鸭绒被里沉沉睡去，不再有任何记忆相伴。大多数人正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俄罗斯之旅。 圣彼得堡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如果你不相信，去住欧洲大酒店的403号客房。早晨醒来时打开窗户，你将看见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Mikhailovsky Palace）在雪中屹立；这幢柠檬色楔形建筑由宫廷建筑师卡罗•罗西（Carlo Rossi）设计，依俄罗斯乡村别墅式样而建，有一整个街区那么大。左边是基督喋血大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r on the Blood）华丽夺目、洋葱头似的镀金圆顶，这种建筑式样令人联想起莫斯科红场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著名的洋葱顶，它的设计反映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想以此来破坏圣彼得堡优雅的欧洲气质（难怪圣彼得堡那些恃才傲物的欧洲派建筑师曾恨不得把它炸掉）。右边是工程城堡（Engineers’ Castle）的金色尖顶，这幢杏黄色的古怪建筑建于沙皇保罗一世时期，他生性多疑，总是担心有人要害他，于是下令建造了这座堡垒，可搬进此处仅仅40天后就被近臣用他自己的腰带勒死了。再往远处看去，是静静的涅瓦河和张灯结彩庆祝节日的电视塔。电视塔建于苏联时代，当年由一队严肃的女同志监督建造。盛气凌人的建筑气势、民族主义反应、用腰带弑君、征服了新高度的女同志……这一切你只需透过一扇窗就可以看到，这一切现在都被耀眼的白雪覆盖着，那么堂皇又那么虚幻，简直不曾真实发生过。 不管前一天晚上喝下多少杯哥丽尔卡酒，在冬季的早晨八点半以前你就得醒来，喝上一杯咖啡，穿上橡胶套鞋，这时天才蒙蒙亮。我吃了一个可口的煮鸡蛋（它是由一只肮脏的后苏联时代的母鸡产下的，没吃过西方的激素），然后前往格里博耶多夫运河（Griboedov Canal）。我在只供行人通行的狮桥（Lion’s Bridge）旁的河边停下脚步，满怀惊叹地看着桥上那四只长着翅膀的狮子雕塑。它们精致的前额上盖着白雪，嘴里灵巧地含着悬索，吊起整座桥。接着，我漫步到宽广的涅夫斯基大街（Nevsky Prospekt），这里混杂了纽约第五大道、芝加哥密歇根大道和洛杉矶日落大道的特色和氛围。我离开圣彼得堡有两年时间，城里的变化让我吃惊不已。俄罗斯电视上不间断播出的大众文化节目显然十分有效果。新圣彼得堡已经莫斯科化了，充斥耳边的是“espresso”和“double latte”咖啡、“违约”和“破产”这些词汇；市中心到处可见寿司和生鱼片；年轻人再也不像重金属乐迷般蓬头垢面，而是开始穿上哥伦比亚（Columbia）牌羊毛夹克。为了躲避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我冲进了涅夫斯基大街44号新开的大宫殿（Grand Palace）购物中心。这地方很大，大理石多得足以再造一座帕台农神庙（Parthenon），但是真正购物的人很少。圣彼得堡最近被评为世界消费水平最高的十大城市之一（纽约只列在第十二位，位居第一的是东京），但与之矛盾的事实却是市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千美元，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圣彼得堡人可以干到60岁退休。购物中心二楼有间规模宏大却鲜有人光顾的玻璃制品商店“莫泽”（Moser），我在圣彼得堡的朋友中没人能买得起里面标价8000美元的酒杯，短期内他们也绝不会光顾附近的爱斯卡达（Escada）、巴利（Bally）或高田贤三（Kenzo）专卖店。 闪闪发光的冰块堵住了涅瓦河的航道，我走过河去，来到了时尚的彼得罗格拉兹卡亚（Petrogradskaya）地带。圣彼得堡清真寺的天蓝色贴砖和刻有凹形饰纹的双塔，使人想起撒马尔罕（Samarkand，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位于古丝绸之路上）那些传说中的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