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卧故乡君莫笑

又是一年圣诞，加里•施泰因加特（Gary Shteyngart）回到故乡圣彼得堡。城内一边是纸醉金迷的现代气息，一边是悠久的传统氛围。冰天雪地中，深深地吸一口，是迷人的伏特加的味道，仿佛整个城市都醉醺醺的…… 图/朱利安•布罗德（Julian Broad） 一些国家生存在集体记忆中——粗犷的石头纪念碑、凄凉的赞美诗和敬献给神的牺牲——但俄罗斯人却惯于遗忘。来到圣彼得堡还不到四个钟头，我几乎什么重要的事都记不住了。比如说，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怎样用俄语说“计程车”，我住的旅馆的名字，自己的名和姓。我的脑海一片漆黑，只偶尔有零星的意识片段在闪烁：和一个朋友坐在冰冷的长椅上面，吸着寒夜里的空气；摔倒在一个熟悉的地铁站的大理石门廊处，橡胶套鞋飞了出去，滑稽地在头顶上方划了个半圆；坐在欧洲大酒店（Grand Hotel Europe）布满新艺术主义花饰的大堂吧内，一只手夹一根点着的Cohiba雪茄，另一只手拿着一杯Fonseca波尔多红酒，几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正围在身边，带着魅惑的眼神聆听我的滔滔不绝…… 一下子，我所有的记忆忽然都回来了。我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来亲历一年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假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最近刚通过的一个新法律规定，无论从事何种工作的人，都有权享受长达十天的新年假期（1月1日至1月10日），可以在这延长的假期内欢度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1月7日）。有责任感的公民对此不无忧虑。一些圣彼得堡人担心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酗酒狂潮，另一些人则害怕犯罪分子肆意作恶，使圣彼得堡再次沦为阿尔•卡彭（Al Capone，1920和1930年代芝加哥黑帮头目）时代的芝加哥。其实，城里大多数的罪犯都和爱人一起呆在家里，因酒精中毒而住院的人数只增长了区区10-15%。我到圣彼得堡来，是想健健康康地参加冬季假日狂欢，可抵达圣彼得堡的第一个晚上这一愿望就落了空。 时差反应和感冒连西方世界最为强大的抗生素也无奈它何。朋友K.在机场接我的时候，我不仅咳嗽、打喷嚏，还不停打嗝。“我一定要把你治好，”K.说。我明白这话的意思。不管什么疾病，无论是胃溃疡还是妄想症，俄罗斯人的治疗方法都是饮下150克伏特加（大约三杯）。但对我患的重感冒，K.的药方是两瓶哥丽尔卡（gorilka），这是一种混和了蜂蜜和胡椒的乌克兰烈酒。 K.和我有个老习惯——我去城里时，我们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去山鹰（Gorny Oryol）餐馆。它过去是坐落在圣彼得堡动物园旁的一间不起眼的特色餐馆，摆着塑料椅子和木头桌子，供应圣彼得堡最好的格鲁吉亚菜肴和烤羊肉串。如今，塑料椅子、木头桌子和简朴气质都已随风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华而不实，仿佛成了罗曼诺夫王室成员的宫殿。从它的大小和风格来看，新山鹰餐馆的入口走廊令人想起深更半夜里一座被废弃的火车站，其它部分则像是“新俄罗斯”风格建筑的展览馆——圆柱、山形墙、喷泉、城堡塔楼、巨大厚重而又莫名其妙的石头和大理石突起。原来的顾客是各色人等都有，现在这里成了二流商人的天下，从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和对命运无动于衷的表情就可以认出他们。“我们这是在祖拉布•采列捷利（Zurab Tsereteli）的领地！”我鄙夷地对朋友说。（采列捷利是雕塑家，他在莫斯科立了一尊巨大的彼得大帝铜像，就像一头巴洛克风格的俄罗斯版哥斯拉怪兽。）我想到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我的故乡——优雅而又淡泊的圣彼得堡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可能是我意外地来到了莫斯科。 两瓶乌克兰哥丽尔卡酒摆在了我们面前。这种烈酒口味明快，令人回味无穷，蜂蜜和胡椒的味道久留不去，舌头上像是粘了厚厚的糖和香料。下酒菜是一盘泡椒、卷心菜加大蒜，接着又来了份khachapuri，一种格鲁吉亚奶酪面包。一瓶哥丽尔卡很快就落了肚，时差造成的不适、感冒顽疾和酒精结合起来，使我踏入国门以来仅存的意志力丧失殆尽，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的症状（我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病）：在一些小场合得对某人表现得特别好——这在贫穷的俄罗斯来说实在能提供一幅人生百态图。当一位外表普通的年轻女招待拿来账单的时候，我破天荒地给了她20美元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