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布达拉宫

故事除了神话成份之外，其余都源自藏文史籍。王子去世，半途中的金城公主本该打道回府，令人惊讶的是，最终她屈从于种种压力、为了唐蕃永结和好而改嫁给了王子的父亲，尚未谋面的公公就此变成了丈夫。　 尚有多部藏史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后来，金城公主生了一个儿子，藏王在外听到喜讯急忙赶回。不料他回来的时候，金城公主的儿子已经被王妃纳囊氏抢去了。纳囊氏夺子预谋已久，早已事先在乳房上涂了药，以能挤出奶汁为证，一时众人莫辨真假。藏王想出了个办法，他把孩子放在宫殿一头，让两个妃子去抱，谁先抱到，孩子就是谁的，结果金城公主和王妃就跑过去拼命拽抢孩子。金城公主毕竟是亲娘，不忍心把孩子扯坏了，就松了手，孩子被纳囊氏抱走。君臣众人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但纳囊氏家族权倾朝野，竟是连藏王也不敢明言的。过了一年，小王子已经会说话，藏王把汉族亲友和王妃家族都邀来参加庆宴。宴中藏王端起金杯交给小王子说：把这杯美酒献给你的亲舅家，选了哪家你就是哪家的人。王妃家族的人拿各种孩子喜欢的玩意儿逗引小王子，但小王子连看都不看一眼，说：我是汉家的好外甥，纳囊家的怎能当我的亲舅舅！于是，金城公主重新得到了自己的儿子——赤松德赞。 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就有一幅《宴前认舅》的古壁画，画的正是这个故事。 作为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的两个重要补充项，罗布林卡和大昭寺都与布达拉宫有着不能分割的关联。在西藏不可胜数的历史故事当中，将信将疑或纯属传奇的不在少数。对于带有文化目的而又较真儿的游客来说，布达拉宫永远氤氲着浓重而神秘的魅力。例如上面这个《宴前认舅》的故事虽然最早记载于八世纪的西藏古典文史名著《巴协》，但有当代藏族文学研究者认为该故事翻版于当时已经传入西藏的印度佛经故事“二妇争子”，是藏族史籍历来习惯于文学与史实不分的表现，甚至还有敦煌文献表明：赤松德赞出生于金城公主死后的第三年，根本不可能是金城公主之子。可是也有敦煌卷本记述了赤松德赞年幼时金城公主曾患溃疡病，与上一说法相抵，篇目众多的藏文史书又都反复地记录了这些故事，而且，赤松德赞攻陷长安后，代宗出逃、藏军特立金城公主之侄李承宏为帝也是一佐证。无论真相如何，持不同见解的藏史专家和布达拉宫研究者们有一毫无异议的共识是：历史上的金城公主在当时和往后、从王室到民间都深为藏族所尊崇。即使出于尊重历代藏族人的感情选择，我们也应该接受杰出的藏王赤松德赞即为金城公主的亲子。 金城公主在西藏的３０年，唐蕃关系相当和睦，虽有过多次战争，但都是边将争功起衅所致，据《全唐文》、《册府元龟》等汉史记载，金城公主为此多次上表皇兄，成功地为唐蕃之间消弭误解平息争端。金城公主去世后，唐蕃两朝共同在大昭寺前立了一座唐蕃会盟碑，碑上金城公主的名字和文成公主一起作为藏汉两族姻亲友好的历史标志而铭刻至今。 金城公主对佛教的信仰也深深影响了吐蕃王朝，在苯教势力强大、唐蕃关系紧张、皇兄李隆基又推信道教的情形下，她找出文成公主带来的那尊佛祖１２岁等身像，移至大昭寺加以供养，开创了吐蕃朝佛、祭祀等法事仪式。如果没有她对群臣尤其是对儿子赤松德赞的影响，那么很难想象吐蕃君臣为什么偏偏要将来自异域的佛教强力注入藏族文明。 赤松德赞从天竺和中原迎请了显宗寂护、密宗莲花生、大乘摩诃衍等佛教高僧，与坚持吐蕃本土原始信仰的苯教势力对抗，通过举行双方辩论的方式推广佛教并获得成功，开创了有佛像供奉、有佛法仪轨、有出家僧人——即所谓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桑耶寺和一大批佛教寺院，而在此前的大小昭寺和昌珠寺等严格来说都只能称作佛像供堂。他还立法保护佛教，实施寺院僧侣供养制，影响之大以至于他的妻子外戚和部族首领中也有多人皈依佛门。 遗憾的是，红山宫殿仅仅辉煌了100年。金城公主离世后，一场罕见的雷暴击毁了很多宫殿。之后，随着赤松德赞的作古，吐蕃王朝和红山宫殿最灿烂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