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容器中民国记忆的复苏

相对于前半段的写实，后半段酒吧区的女设计师则更多采用涂料、水泥，也赋予了外墙明黄、赭红等更西洋化的色彩。而内部的酒吧不约而同采用了水晶珠帘、红色纱缦、镜子、彩色电子墙等装饰元素，大约为了减轻建筑外观的厚重。在让人神经错乱的类似Groove Coverage组合的巨大音乐声中，语言只是累赘。惟独7 Club的二楼略微沉静，红色纱帘内的鸦片床在怀旧老歌中透着慵懒神色。 常去那里的R调侃，要想吸引陌生女孩注意，喝啤酒不行，必须开一瓶轩尼诗XO或皇家礼炮。就如同“1912”一直津津乐道的宝马新3系上市在此举行的VIP盛会，数百辆宝马云集。过去的政治旋涡中心，今天注定要被打造成精英与财富的客厅。 而总统府在今夜也许早已泯灭了沉痛或责任，当邻居通宵达旦歌舞升平之时，它是否也会心旌摇荡？时尚与历史在时空交织，这一切再次向我们证明：建筑终究只是一个巨大的容器，至于里面的生活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江苏省美术馆二楼右侧展厅，打光的模型和大幅效果图展示着九个新馆设计方案。只有我一名参观者，百无聊赖的工作人员在我身后自言自语：3号沉闷，5号怪诞，8号空间利用不合理，2号玻璃像碎了……这清一色都是玻璃躯体巨大广场式建筑，光怪陆离的空间结构，如海水般明澈的视觉也许极为适合现代艺术的安置。但诸如纪念徐悲鸿诞辰110年的经典展览，也许还是与近代史上这第一座国家级美术馆配合才更默契。 在这场刚结束的《大师与大家展览》中，除了徐悲鸿真迹，还有吕斯百“诞辰100周年画展”及吴作人、钱绍武、冯法祀等学生共170幅作品，占据了一至三层展厅。亲历过民国、已近百岁的老画家们穿着呢子风衣、拄着拐杖从各地赶来。现实主义绘画风格被石质墙面、三楹立柱大门和讲求对称的凸字形建筑诠释得更为经典和怀旧。 我问她最喜欢哪个方案，她说6号最为精致，投票的市民也最多。但我依旧走到小桌前仔细填下我喜欢的玻璃体布满细纹的2号，放进了紧锁的投票箱。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南京市民更幸运的了，但他们永不知足。在这个2400年历史十朝建都史镶边的城市，你一不小心就可能动了谁的故居，破了谁的风水，踏了谁的坟墓，而南京人永远在为保卫这些藕断丝连的证据斗争着。他们曾和律师联手使紫金山顶上已经盖至五层楼高的观景台爆破掉，使砍树拓路的某市长声名狼藉地离开，《玄武湖风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计划在明城墙旁架一座不碰墙体的电梯，向市民征求意见时，又一次激起众怒。他们也曾在南京媒体的带领下使破坏水系的“前湖盖温室”工程停止。对于这种激情，我只能从结束封建、开启民主的民国风气中，找到一些虚妄的解释。 一墙之隔的人民大会堂与江苏美术馆有太过明显的相似，门厅上方的整面墙体镶嵌三段长方形玻璃窗群，玻璃与墙体虚实相映。它们同样由留德建筑师奚福泉设计，同样在1936年建成不久因战乱疏于使用。这座西方近代剧院风格的建筑却处处使用民族装饰细节，如大红门上的金属回形长门把，已被风雨和手掌打磨得乌黑。 阿黑坚持说，在听斯德哥尔摩交响乐团演出时，他之所以从头昏睡至尾，就是因为这座古老音乐厅内的音响设施已陈旧不堪。但我总是饶有兴趣地盘算着，在某一次演出的间隙溜出来，探寻那条鲜为人知的、据说只容蒋介石一人通行的秘密暗道。 李宗仁迷信“住福昌准能福昌”，曾在所谓行宪国大召开时，包下福昌饭店为竞选大本营。蒋介石支持孙科，劝说李宗仁退出副总统竞选，李不从，反而在福昌大摆豪宴款待支持者，并和夫人郭德洁站在门口笑口大开博取好感，最后果真险胜。 事实上福昌饭店自1935年耗资250万银圆建成后就轰动首都，当时南京只有两部OTS手摇式电梯，一部在总统府内的子超楼，一部就在福昌。这栋西方现代派建筑，立刻成为上流社会追捧的时髦场所。6楼天台保持为俯瞰南京夜色的至高点，直到1983年37层高的五星酒店金陵饭店出现。人们转移关注的速度近乎残忍，失意的南京人迅速从金陵饭店身上找到贵族血统的新时代证据，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小学生作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而同时，福昌饭店却要以它旁边的中心大酒店为坐标，才能被出租车司机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