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容器中民国记忆的复苏

连战、宋楚瑜带着各自的访问团先后回访故地，在那面“博爱之都”的导游旗下笑意盈盈地合影，这使南京打出的民国文化旅游牌更为理直气壮，也更加虚荣心十足。作者何晴为你解读这场在民国容器中的重塑“新贵都市”的运动。 羊男/图 在落叶飞旋的林荫大道上，X曾以自嘲的口吻谈论他早年的理想：在明城墙内原样保留十朝之末民国都城的面貌，而鳞次栉比的新楼则在城墙外另起炉灶。 如同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提出保留北京旧城、另辟新区供人类实践大兴土木的欲望，或苏州坚持在护城河内限高，另行蓬勃发展工业园区；这样的建议并非只具幻想精神。但今天，当民国建筑反倒成了钢架结构玻璃幕墙的庞然大物间见缝插针的点缀，当这座现存世界最长的城墙依旧连绵，而它圈起的城市却经历着记忆的断层时，念旧派们所期待的民国首都的完存，已变成了城建的乌托邦。 一个乌黑锃亮的废弃火头车，轮下铁轨从大马路一直铺伸至长条形玻璃棚餐厅内，有客人从木质车厢内走出来抽烟，长裙外披着雍容披肩的女服务员们，如女主人般优雅地穿梭于桌椅间。点菜时，我本以为会有切合餐厅名称的特殊菜肴，却发现与任何一家豪华中餐馆无异。主人也许只是借“公馆菜食府”之名来重现一个私人公馆的梦境。 类似与民国相关的话题，几乎在南京的每一个角落与我不期而遇，从中山装旗袍的服饰秀到打着“金陵大公馆”口号的高档小区。于是我相信，南京已经开始了一场建筑内部的民国风潮的复兴，恰如“陶玉梅”牌修身短旗袍上的那一粒盘扣——即便搭配的是Miss Sixty牛仔裤，但那小小的点缀和坚持足以使民国气氛弥漫全身。 我从没置疑过这是南京最美的季节。银杏和悬铃木黄叶错落，红瓦飞檐和拱形落地门掩映其中，低低的阳光斜照着黑边勾勒的立体路标。由初冬的枯枝所表达的沧桑感又是那么贴近南京的命运，而众多X们的执着传达了南京无法遗弃、深入骨髓的都城情结。戴过花环的头顶，摘掉后才会更显光秃。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南京却是一个性格散漫到极至的城市。粗糙、廉价、憨实——它对此毫不避讳。我甚至怀疑它是故意用一种爱凑热闹、没心没肺和市井气的生活态度来阻挠人们的观察，以摆脱民国 “新贵都市”形象对照下的落寞。 连战、宋楚瑜带着各自的访问团先后回访故地，在那面“博爱之都”的导游旗下笑意盈盈地合影，这使南京打出的民国文化旅游牌更为理直气壮，也更加虚荣心十足。X们的理想失落了，在民国容器中的这场重塑“新贵都市”的运动，却因政治的契机而趣味昂然。 在结束南京求学生活之前，我们曾满城跑拍摄一个实验短片，其中一幕是男女主角多年后在街上偶遇。一天指导老师阿黑飞踩着脚踏车找到我们说，他刚经过一片足够称职的街区。当初选择颐和路一带的理由充分却过于简单：静谧的窄街们每一条都有诸如珞珈、天竺、灵隐、琅琊这样空灵的地名，粉黄色高墙上方偶尔挑露洋房坡顶，逾半世纪的悬铃木高大粗壮，足以使女主角藏身其后躲避男主角视线。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在架设摄像机旁的高墙内，就坐落着马歇尔、汪精卫、阎锡山、汤恩伯等人的公馆，这里就是民国时期权贵公使云集、参与改写历史的颐和路公馆区。 1929年12月的《首都计划》将南京按照城市功能分区，其中住宅区也分成上层阶级、公务员、普通市民和棚户四类，颐和路一带是当时唯一建成的一片上层阶级住宅区。南京鼓楼区曾设想对36幢别墅保护性开发，注入奢华的消费内容，让人重温民国上流社会生活。这个务实的创意最终面临重重困难，而热心的市民们还在对保持隐秘性的高墙该保留、拆除或改成玻璃体各抒己见。 我赞成保留高墙，只因爱看墙面上光影斑驳的模样，那定格在记忆中的一幕总会带来旷远的暖 意。但我也冷静地相信，每一个曾经荣耀的地名或人生都不可避免会是乌衣巷的命运。或者，至少将成为寻常人可亲近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