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的新镀金时代

三间相邻的舞厅里放满了镜子，相当奇特，只是镜框上的金漆有点剥落。人们话声不断。一间沙龙的吧台里陈列着很多波兰的特色食品：鲱鱼、香肠、菠菜饼。在远一点的房间里，司仪宣布现在播放的是节奏轻快的舞曲。一对对舞者舞姿轻盈优雅（舞蹈课仍是这些家庭的主要教育内容），就连那些老一辈的人都能毫不含糊地跳上几支玛祖卡舞曲和波洛涅兹舞曲，因为这些都是19世纪的宫廷舞蹈。我们一边东游西逛，一边听听这些亲朋好友之间的交谈，他们大多要么谈一些个人的私事，要么讨论近期波兰政府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我略微有些失望，因为这儿既没有人关心马球比赛和圣莫里兹的滑雪赛事，也没有恢复君主制或者武力夺回祖先城堡的阴谋。 我想作为一个外人，纯粹为了打听克拉科夫贵族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如何躲过过去的迫害这样的事，而在婚礼上不停地打扰客人可算是一件很无礼的事。杜宁让我和他的祖母阿梅莉娅•杜宁谈谈，她是克拉科夫旧式家庭中的贵妇人。杜宁夫人在1970年代中期相当活跃。一天下雨的午后，她穿着时髦的靴子和软呢夹克坐在中央广场边上的班科娃咖啡馆（Café Bankowa）里。在去观瞻著名的宫殿和教堂前，她已把我拉回到了二战之前的岁月，那时候克拉科夫的上层社会仍然有钱有闲。她回忆道，当时的贵族家庭就住在城外自己的庄园里。一待中欧潮湿的冬天来临，他们就离开乡间通风良好的宅邸和城堡，住到城里的府邸里去，中央广场和老城边的一些街道上都是这样的房子。战前杜宁夫人出生于卡里纳（Kalina）的家族庄园里，庄园距克拉科夫35英里。1944年她父亲被视为国家敌人遭到逮捕，被贬谪到乌克兰的煤矿干活。当时她和母亲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逃走了。农夫们把她们藏匿起来，然后偷偷摸摸地把她们运到了克拉科夫，在那儿她们和一个教区牧师住在一起，平时替人缝缝补补，勉强度日。 这座城市有很多副面孔，但于杜宁夫人所见，克拉科夫却应该是天主教的领地，于是我们横扫了一遍大大小小的教堂。我们经过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Church of Sts. Peter and Paul）时，正好有一对新人摆着姿势拍照，圣弗朗西斯教堂（Basilica of St. Francis）被新艺术派大师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Stanislaw Wyspianski）装饰一新后，显得有些怪里怪气的。我们在中央广场上的圣母玛丽亚教堂（Basilica of the Virgin Mary）里驻足，欣赏木制祭坛装饰品，这是表现圣母玛丽亚升天的三个雕像，这些九英尺高的雕像是用整棵树的树干雕刻出来的，釉彩很棒。这尊15世纪的浮雕栩栩如生，1930年代时一个波兰医生曾写过一篇有关皮肤病的论文，原型就是这些雕像。最后我们参观了钟楼里的号手像，吹号的由来早已迷失在神话的迷雾之中，据说1241年的某一天，钟楼的更夫看见鞑靼人的军队前来进犯，便吹响了军号。他还没吹完，喉部就中箭了。直到如今，晚上的每一个时辰，消防队的号手就会从钟楼的各个方向吹响号角，在吹到3/4的时候猛然停下，表明这个时候有一支箭正好射中了号手。 克拉科夫几乎每条街、每一块路石都浸润着这样的传说和历史故事，但是对年轻人，不管是贵族还是普通人，克拉科夫却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从1989年资本主义的兴起直至最近，尤其是在老城和卡奇米日开张了无数的酒吧、舞厅、音乐俱乐部，因此克拉科夫越来越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杜宁夫人早上领我参观了克拉科夫之后，她的孙子就答应带我去见识一下他的表亲们开的夜总会，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了一家名叫“烟雾”（Dym）的小酒吧，酒吧坐落在中央广场背后一个街区远的一条窄巷里，面对圣托马斯教堂（St. Thomas´s Church）。“烟雾”的主人是乔安娜•雅尼斯切夫斯卡,众多表亲中的一位。她的女儿玛蒂尔达，红发飘飘，活泼快乐，在酒吧里忙前忙后。绝大多数侍者和顾客，照雅尼斯切夫斯卡的说法都是“我们的人”。“烟雾”这样的聚会场所颇有贵族情调，你随时都可以来这儿小憩，见见朋友、亲戚，喝上两三杯，然后再到另一家酒吧闲逛，或者到广场上散散步。